这事要搁现在，估计得上法院。房契上写的是鲁迅的名字，买房的钱大头是鲁迅出的，凭什么说走就走？但鲁迅真的就走了。据后来朋友回忆，他回八道湾取东西那天，还被弟弟弟媳推搡辱骂了一顿。 一个月后，鲁迅搬进了砖塔胡同一处租来的小屋，三间房，月租八块大洋。从三十二间大院到三间出租屋，落差不是一般的大。 但说来也怪，搬出八道湾之后的鲁迅，反而进入了一段创作爆发期。《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全是在那间逼仄的出租屋里写的。 回头再说这套四合院的结局。买房的时候，鲁迅在几位乡亲见证下立了契约，产权分成四份：周家三兄弟各一份，母亲鲁瑞一份。 鲁迅搬走后，周作人在这里一直住到去世，前后四十八年。这座院子后来收归公有，住进了三十多户人家，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北京大杂院。2022年，它以"鲁迅先生旧居"的名义被列入北京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北洋政府欠薪是出了名的，工资三个月不发是常事，半年不发也有过。有时候好不容易发一次，只给一半，甚至只给七成。鲁迅后来在小说《端午节》里写的那些领不到薪水的窘迫，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鲁迅老家在绍兴，祖上留下了房产，他把绍兴的祖宅卖了，换回来大约1000块大洋。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卖祖宅不是个轻松的决定，那是家族的根，卖掉就意味着故乡再也没有落脚处了。 鲁迅找了银行，贷了一笔款，利息一分三厘。民国时候的银行脾气大，不是谁都贷得到钱的，得有抵押或者名人担保。鲁迅好歹有些名气，总算借到了。 房价3500大洋，中介费173大洋，加上税费，光买房就花了3765大洋。但这不是全部，搬进去之前还得装修、买家具，又是800大洋左右。里里外外，一套房子花了将近4500大洋。 区别在于，鲁迅买的不是投资，是一家十几口人的安身之所。他母亲、妻子朱安还在绍兴，弟弟周作人一家在北京租房，三弟周建人一家也需要安顿。 这套三进大院住了多少人？鲁迅和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弟弟周作人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三弟周建人夫妇和孩子，再加上弟媳的弟弟、管家、女工。十几口人，吃穿用度全要钱。 鲁迅的收入加上周作人的薪水（大约每月200大洋），两兄弟合起来差不多450大洋养这一大家子。摊到每个人头上，每月也就三四十块大洋的标准，只算中等。 从1912年到1936年去世，他买了九千六百多册书，六千九百多张古碑帖和拓片，光买这些东西就花了一万四千多大洋。一个月薪几百大洋的人，二十五年花一万四在买书上，这个比例相当可观。 结果就是，账面收入看着不少，到月底一算，经常是赤字。据统计，在北京的十四年里，鲁迅前后借贷六十多次，累计四千七百多大洋。一个教育部的科长、大学的讲师、全国知名的作家，居然要靠频繁借钱过日子。 1924年，跟弟弟闹翻搬出八道湾之后，鲁迅手头更紧了。他向两个老朋友许寿裳和齐宗颐各借了400大洋，在西三条胡同买了一处小四合院。 这回只有六间房，花了800来块大洋，跟八道湾比起来寒碜了不少。但他自己掏钱装修，安顿下来之后，开始了人生中一段相对安静的写作时光。 后来鲁迅去了厦门、广州，最后定居上海。在上海靠写作为生的九年里，他月均收入近700大洋，是北京时期的两三倍。但他依然没在上海买房，租了虹口的普通楼房，够住就行。 用猪肉价格来换算，民国时一块大洋能买八斤猪肉，按现在一斤猪肉十五块左右，一块大洋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120块人民币，3765大洋就是45万。45万在今天的北京，连个茅厕都买不了。 用大米来换算又不一样。1919年北京米价大约100斤5.35大洋，3765大洋折合七万斤米，按现在的米价两块多一斤，差不多14万，这个数字更离谱。 这套院子建筑面积至少五百平方米，光按建筑面积乘单价就跨越五千万。要是算上地皮面积，这可是占地四亩的三进大院，那就更不好说了。 而且这还没考虑四合院的稀缺性。在今天的北京城，一套保存完好的老四合院根本不是用"均价乘面积"能衡量的。市面上偶尔出现的四合院交易，动辄上亿。 因为猪肉、大米这些东西的生产效率在过去一百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价格大幅下降。而北京核心城区的土地供应量基本没变，甚至越来越少。所以用食品价格换算和用土地价格换算，结论天差地别。 最后说一件事。鲁迅在八道湾住了不到四年，在西三条住了不到三年，在上海租房住了九年。他一生辗转多处，从来没把房子当成身份的标签。 他搬进西三条那个小院后，写出了《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中的大量篇章。后来许广平把这处小院捐给了国家，变成了今天的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