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默访华并非权宜之计，建构稳定、清晰、连贯、务实的伙伴关系是工党政府上台以来的对华既定政策。另一方面，从随行人员名单、行前放风、访华成果，都可见工党政府定位的伙伴关系聚焦于经济层面，还达不到全方位重启中英关系的程度。而这也是英国务实平衡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然而在大国竞争、阵营对立的时代，这往往意味着费力不讨好地“走钢丝”。斯塔默主打“解决问题、避谈主义”，用外交加分掩盖内政压力。只是如今内外形势变局难测，多面接触的路径成效有限、反响难料，亦再难出彩。 斯塔默访华从纵向看，这是继2018年特蕾莎·梅之后英国首相首次访华，“破冰”意味明显；横向看，近期法国、韩国、爱尔兰、加拿大、芬兰多国领导人访华在前，德国总理默茨被传将跟进。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格陵兰岛、俄乌冲突、关税等议题再向传统盟友发难。加拿大总理卡尼更是在达沃斯论坛发出“旧秩序已死”的声音……面对捉摸不透的美国，寻求稳定可测的大国合作伙伴是本能反应。 不过这不意味着重启对华关系是英国的“权宜之计”。即便没有开年以来美欧关系的变数，工党政府自执政以来就有明确的对华关系政策方向。正如斯塔默去年12月在年度外交政策演讲中所说，此前保守党政府对华政策前后不一，不是“黄金时代”就是“冰河时代”，不符合英国利益，需要“纠偏”。 因此自2024年7月重返执政后，工党政府就开始逐步推动双边关系回暖。时任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拉米和财政大臣里夫斯两位内阁大员已于2024年和2025年先后访华；中英两国领导人于2024年11月在里约热内卢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密集的高层访问和互动，引领中英关系走上改善发展轨道。今年1月20日，英国政府宣布通过中国驻英国使馆新馆舍的规划审批，事实上搬走了最后的“绊脚石”。 斯塔默访华，是工党政府既定政策和前期铺垫的必然结果。而外部动态更多地让斯塔默感到迫切性：当法、德等欧洲盟友已制定出更为成熟复杂的对华策略并频繁往来时，英国却因自我孤立而沦为“局外人”，错失了诸多机遇。 斯塔默在英国政坛自我定位为“问题解决者”，而他重启中英关系与此次访华计划也充分体现了其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的作风。英国当前最大的国内挑战就是经济增长乏力，因此斯塔默行前就明确其目的是以“连贯、务实的中英伙伴关系改善英国（经济）”，为本次中国行明确了基调和关键词。斯塔默从随行人员安排、访华行程、议题设置、合作协议等各方面都聚焦经济。 从结果看，应该说斯塔默和工党政府基本达到了原定目标。其中英方主要关切和重点强调的成果包括：阿斯利康于2030年前在华投资150亿美元，扩大药品生产与研发布局；英国最大能源公司章鱼能源与杭州碧澄能源成立合资公司，正式进入中国电力市场；中方将进口威士忌酒关税税率由10%降至5%，英国政府称此举将在今后5年创收2.5亿英镑；中方愿积极考虑对英实施单方面免签；双方签署协议、合作打击移民偷渡、人口走私的船只供应链。 然而在中英关系恢复确定性、下限回升的同时，斯塔默中国行的“选择性”也决定了今后双边关系的有限性。随行内阁大臣级高官只有1人，外交发展大臣伊薇特·库珀缺席，可见斯塔默优先考虑的是落实经贸、财金合作成果，而政治关系发展尚未迈出实质性步伐。经济领域之外的关系正常化，仍有待观察（例如库珀另行访华）。 即便在达成书面协议和共识的领域，从字面转化为现实也并非一日之功。美国“政治”新闻网分析指出，双方达成的不少协议属于“承诺为未来合作研究选项”，这就要求英国付出更多努力将其转化为现实。至于最突出成果（威士忌关税、免签入境）也是最容易达成的成果，不涉及两国关系的敏感议题，例如工党政府此前宣称所谓“绝不用来做交易”的“国家安全”问题。 归根结底，斯塔默的务实，从另一个方面可理解为“先易后难”甚至“只易不难”；而且由于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客观差别，英国从政坛到民间，对中国的固有认知和特定议题的看法决定了双方的距离有望拉近但不会太近。工党政府目前从中国看到的是第三大贸易伙伴、37万英国人就业岗位，日后能否看到并挖掘中英合作的更多潜力，还取决于更多因素。 访华只是斯塔默亚洲行的一部分。1月31日他从上海直接飞往东京，开始访日行程。当天斯塔默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共进工作晚餐。据日媒报道，两人交换了如何应对特朗普意图重构国际秩序、美欧裂痕扩大的问题，同意加强网络防御合作，确认将在年内举行防长和外长的“2+2”会谈。 结合此前英国政府关于斯塔默访日的通报，虽然其将中国和日本都定位为伙伴关系，可明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更偏向后者——既强调经济与防务伙伴并重，又将双边关系定性为“深厚”、“基于信任”。有声音指出斯塔默访日是确认英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利益诉求。而英国国内有分析人士对此大惑不解，怀疑斯塔默及其外交团队对东亚地区形势认识不足。 站在斯塔默的角度，他仍会解释为“接触这个动荡多变的世界”（其核心外交理念）。整个亚洲行期间，他一再强调自己是“英式实用主义者”、“按常识办事”、“让英国再次面向外部（世界）”。英国《卫报》认为这就是“斯塔默路径”：回避政治（主义）、解决问题但不给问题“贴标签”；首选永远是“不做选择”——务实地接触各方、拒绝两难困境。 自就任首相以来，斯塔默在外交事务中尤为活跃，也全力践行自己的理念。就“重置英欧关系”而言，去年5月英国与欧盟确认将继续推动食品农业标准和能源达成协议，访华期间斯塔默强调英国将进一步融入欧盟市场，甚至不再坚决排斥两年前竞选时否决的“回归欧洲单一市场”。同时英国与欧盟官员正着手恢复防务合作谈判，多次在“援乌抗俄”议题上积极牵头、扮演“领军”角色。 面对不可预测的特朗普，斯塔默去年2月携英王查尔斯三世访英邀请函和涨军费的承诺首访白宫，随后在5月与美国率先达成关税协定，争取到了更“优惠”的出口产品关税（大都为10%）。在特朗普因俄乌冲突和吞并格陵兰岛问题与欧洲发生摩擦，甚至再次祭出关税威胁时，斯塔默亦力求不卑不亢、又极力避免英美特殊关系。 同在去年5月，英国经过3年艰难谈判后与印度达成贸易协议，实现了双方领导人口中的“历史性里程碑”。按英国政府的说法，该协议有望在2040年之前每年带来255亿英镑的贸易增幅。在与美国、欧盟、印度等全球和区域主要力量重塑或巩固关系后，斯塔默将目光投向被保守党“忽视”多年的中国。 斯塔默的全球战略设想非常理想化：以“英国优先”、“英国受益”为目标，广交伙伴，但又不深度绑定或屈从某一方，更不牺牲英国这个老牌大国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平衡”的务实战略如今面临着格外的现实张力，斯塔默想将美好的设想转化为实际政策的加分项并不容易。 斯塔默在开始中国行之前表示自己“不做选择”，可面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态势，他能抵御多久、抵御到何种程度尚需观察。作为主权国家领导人，他自然不能屈从于特朗普关于跟中国做生意“非常危险”的暗中威胁，还要强调忽视中国非常鲁莽。可正如里夫斯近期对美国媒体所说，美国依旧是英国“最亲密的盟友”。一旦局势再生变数，“走钢丝”难以为继，所谓“拒绝站队”反而可能“鸡飞蛋打”、一无所获。 《卫报》看得十分清楚，斯塔默“解决问题、避谈主义”只是延缓危机，却不能扭转危机。该报还以内政作为类比：2024年竞选时，斯塔默向选民承诺重建国家无需做出“痛苦的财政选择”——政府建设不用民众买单；结果执政一年半以来，斯塔默每天都“带来痛苦”，并告诉民众这种“痛苦的选择”（砍民众福利、降本增效）是必要的。 与马克龙等盟国领导人类似，斯塔默似乎热衷于以“外交出彩”的加分来弥补“内政不力”的减分。可外交与内政始终相互作用、影响，国内压力同样考验着工党政府外交战略能否持续、不打折扣地推进。 英国舆观调查公司1月24日的最新民调显示，相信中英关系会使中英双方同等受益或英国更受益的英国人加起来不到30%。而两大反对党（保守党和英国改革党）均强烈反对斯塔默访华。国内环境使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难免受到牵制。 与此同时，斯塔默本人和工党执政的稳定性同样面临潜在冲击，为其务实、平衡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带来更多疑问。一方面，工党政府的民间不满意度已经高达68%，工党支持率已落后极右翼英国改革党接近10个百分点，与保守党如难兄难弟，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极不乐观。 另一方面，工党的内斗也隐隐威胁着斯塔默的领导地位。1月25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禁止大曼彻斯特市长、斯塔默最大竞争对手安迪·伯纳姆参加2月6日戈顿和登顿选区下议员补选（成为下议员是竞选党魁的必要条件），引发后者及其支持者的强烈不满，跨越50名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撤消这一决定。而财政大臣里夫斯在最后时刻意外落选斯塔默访华名单，也令部分英媒怀疑二人关系生变。 斯塔默希望将“非敌非友”的中英关系作为自己外交和全球战略必要组成部分。相比于后卡梅伦时代的历届保守党政府，他明显前进了一步，但也束缚了继续向前的步伐。在国内外形势都不利好的情况下，是继续狭义地求稳务实，还是拿出大破大立的勇气，这检验的不仅是斯塔默的对华政策，更是他作为首相的领导力和执政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