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色列同伊朗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周时间。先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多名军政要员遇袭身亡。伊朗随后实施反击，轰炸以色列多地以及多个位于中东的美国军事基地等场合，中东局势急剧恶化。 面对此次中东紧张局势，欧洲国家及欧盟展现出一种复杂多元的对美姿态，深刻体现出欧洲面对突变国际局势时内部存在深刻的利益、立场、意愿和能力的多样化及跨大西洋同盟的复杂纠葛。 当地时间2026年3月4日，英国皇家海军45型勇敢级防空驱逐舰“龙”号停泊在朴茨茅斯海军基地外，准备派往塞浦路斯英军基地。图/视觉中国 截至目前，欧洲不同国家和力量面对美以对伊朗采取的激进军事行动，大体可分为四种不同立场：明确支持、有限支持、反对、不置可否。 对美以空袭伊朗行动持明确支持立场的欧洲国家目前只有立陶宛。该国总统顾问曾于3月3日公开表示，若美国提出请求，立陶宛将考虑协助甚至出兵，并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实施“预防性打击”是“不可避免的”。当然立陶宛距伊朗和中东相对较远，美国还未利用立陶宛军事基地打击伊朗。 尽管全力支持的国家有限，但欧洲主要大国英法德对空袭行动表达了有条件支持。美以和伊朗冲突爆发后，英法德三国迅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核心内容是谴责伊朗“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性袭击，警告伊朗若继续发动袭击，三国将采取“必要且相称的防御行动”，包括“从源头摧毁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但强调自身“未参与”美以最初打击伊朗的行动。 然而，细究各自立场，这三国立场存在微妙差别。德国尽管不认可美以对伊最初军事行动，但总理默茨在最近访问华盛顿时表示“现在不是对我们的伙伴和盟友（指美国）说教的时候”，并强调与美有“共同目标”。他在特朗普批评西班牙和英国时选择了沉默，并对西班牙军费不足加以指责。 英国立场则出现摇摆，首相斯塔默最初拒绝美国使用英属基地攻击伊朗，但后来在美国压力下同意用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强调不会参与进攻性打击。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态度相对更鲜明，明确指出美以军事行动不合国际法，同时积极将“戴高乐”号航母派遣至地中海，以保护所谓关键航道。据法国媒体3月6日报道，此前被部署在北大西洋的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当天下午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但尚未抵达目的地。 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完全反对美国行动的欧洲国家，首相桑切斯表示“反对战争”，认定美以行动“违反国际法”，并拟采取实质抵制措施，拒绝美国使用其境内的罗塔海军基地和莫龙空军基地。面对特朗普的施压言论，西班牙也没有退缩。另外，挪威对西班牙立场也有所附和。西班牙外交大臣艾德指出，以色列所称的“预防性打击”不符合国际法，但他避免了对美国的批判或反对。 除上述三类立场外，大部分欧洲国家及欧盟采取模棱两可或沉默立场。比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其声明中偏重呼吁相关方克制、保护平民和尊重国际法，回避对美以行动合法性的评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则在社交媒体提及伊朗“政权过渡”。其他多数欧洲国家普遍没有表达清晰的官方立场。反映出欧盟在此议题上缺乏协调、立场不一，多数欧洲国家顾虑较多，不愿多发声，尚处沉默观望状态。 立陶宛积极支持美以行动的立场，显然和俄乌冲突等给该国带来的强烈不安全感有关。对立陶宛而言，目前安全问题至关重要，而获得美国安全支持必不可少。因此，如果能通过全力支持美国其他对外行动换取美国对立陶宛的安全承诺，不仅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其他具有和立陶宛同样感知和心态的波罗的海国家，自然也持有与该国大致相同的立场与态度。 一是维护在中东利益的需求。美以联合军事行动已引发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及民用目标的广泛报复，中东地区安全存在失控风险，而英法德在该地区拥有重大利益，包括数十万侨民、重要军事基地（如塞浦路斯）、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供应的依赖、通过红海和地中海的贸易生命线等。三国试图采取“防御行动”与美国“相向而行”，其首要目标也是防止上述核心资产和利益因冲突扩大而遭受冲击。 二是维持对美安全依赖的需要。面对大规模地区冲突，包括英法德在内的欧洲国家，军事投射能力、情报能力和综合威慑力均相对有限，无法独立维护本土安全。在可见的未来，它们依然需要追随美国。尤其考虑到特朗普持久持对欧厌恶态度，因此它们不敢对美国对伊行动持完全反对立场，避免触怒特朗普，通过“政治顺从换取安全服务”。 三是趁机修复与维系跨大西洋关系的需要。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在贸易、北约军费、俄乌冲突、领土主权、数字监管等问题上对欧施压，美欧裂痕加深。此次伊朗危机给了德法等欧洲大国利用对美国的有限支持以修复跨大西洋关系的机会，以缓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 四是具有低成本强化介入中东事务以维护欧洲利益的意愿。英法德通过部分反对美国做法以换取阿拉伯世界的好感，但又通过部分支持美国以怂恿美以打击伊朗，鼓励改变中东地区秩序，实现有利自身的利益格局，以便在冲突结束后介入中东事务并谋利。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欧洲通过对美有限支持，既能安抚中东地区移民和那些支持国际法的本土民众，也能为未来局势可能恶化时预留灵活应对的法律与道德选择。 至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反对力量，主要在于其对安全威胁感知不强，对美提供安全保护的需求较弱，这从西班牙是北约中唯一提出防务开支低于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5%目标的成员可以看出，这些表明它不需要在伊朗问题上对美“表忠心”。另外，西班牙国内有强烈反战情绪。2004年3月发生的马德里列车恐袭成为痛苦记忆，很多民众将这次悲剧部分归因于此前政府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因此，对桑切斯领导的左翼联合政府而言，坚持反战立场，明确反对美国对伊军事打击，有争取国内民意支持的需要。 持观望立场的欧洲国家，则体现出它们可能不太认同美国非法的攻伊行动，但在安全上又高度依赖美国与北约，同时也可能不支持伊朗打击境外美国军事基地，造成地区冲突升级和蔓延。种种复杂考虑下，它们选择保持沉默，既不违背自身在国际法和价值观上的坚持，也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随着伊朗局势发展，欧洲对美立场可能发生改变。如果美以联合军事行动不顺，甚至陷入地面战争，美以胜算难料，则北约需对此问题进行评估并采取应对行动。如局面对美以不利，美国会要求北约提供更多支持。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已攻击欧洲大国军事基地的情况下，英法德等需要考虑作为北约成员的义务，以某种方式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从而加深在此问题上的介入。 不过，如果特朗普政府很快放弃针对伊朗的进一步攻击，中东地区冲突能较快平息，则欧洲为维护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所承担的压力会迅速减弱，欧美围绕伊朗问题所滋生的矛盾也有望快速消散。尽管欧洲可能寻求冲突后机制化介入中东与伊核问题，但这不会引发美欧进一步冲突。因此，未来围绕伊朗问题，欧美关系的变化需视局势发展而定。 整体而言，只要冲突持续发生，欧美就存在潜在合作可能。这包括短期内的危机管控，如在撤侨、保护航运（如霍尔木兹海峡、红海）方面，美欧存在技术性合作空间。若局势进一步恶化，危及欧洲安全，包括潜在的大量难民涌入及能源安全受损等，则欧洲会加大配合美国军事行动，以尽快“击败”伊朗。在冲突结束后，双方可能在对伊朗的人道主义援助、可能的政权更迭后的政治与社会重建、核不扩散机制重塑等议题上，也存在合作需要。 然而，透过此次伊朗危局的棱镜，不难看出欧美互信关系进一步受到损害。此次美以联合攻击伊朗，欧洲没有事先得到及时通知，让欧洲深感被轻视，对美国的单边行动和不可预测性也会有更深体会，从而加剧跨大西洋互信关系的弱化，并强化欧洲对战略自主的追求。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美同盟关系会因此破裂。欧洲在安全上对美持久依赖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现实，在经济层面和国际秩序塑造层面也与美国利益高度捆绑。从现实出发，在剧变的时代面前，欧美关系会面临双方利益诉求与认知裂痕的加深与加宽，但无法真正走到断裂的境地。在此过程中，欧洲内部却可能面临分裂与不稳定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