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年“一五”计划起步，到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五年规划在中国实施七十余载，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具标志性的制度安排。 国家发展规划法将持久实践中形成的规划编制、实施、监督等成熟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五年规划提供了系统的法治保障，明确了发展规划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总遵循”地位，为规划的全周期运行确立了完整的法治框架。 从时间维度审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意义格外不同：它以法治之力，将民族复兴的久远目标、接续实施的五年规划、动态平衡的年度部署熔铸于一体，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航船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 五年规划之所以成为“重要法宝”，首先在于它以一种阶梯式递进的方式，将宏大的现代化目标分解为可操作、可评估的阶段性任务。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通过一个又一个五年规划的接续实施，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持久稳定奇迹。 第一个阶段是1953—1978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5个“五年计划”，我国一步步基本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个阶段是1979—200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制定的4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制定的5个“五年规划”，从“计划”到“规划”的一字之变，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正是通过这些规划（计划）的接续实施，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也为五年规划从“政策工具”走向“法定制度”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通过制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对国家中持久规划的领导，形成了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由中央全会提出规划建议、国务院编制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实施的制度安排。 二是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统一协调相关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项目，统一调动人、财、物等资源，形成整体合力。从脱贫攻坚到重大科技专项，这种制度安排让国家战略意图得以层层穿透、有效落地。 三是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从“一五”到“十五五”，我们坚持用中持久规划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这种“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制度安排，使国家能够超出短期利益干扰，专注于久远结构性改革，为全球提供了一种“持久主义”的中国范式。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十五五”规划，是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又一次总部署。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五年规划这一“重要法宝”必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作用。它以阶梯式递进的方式，将民族复兴和文明发展的久远目标分解为五年周期的阶段任务，再通过年度间的动态平衡加以落实，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航程在接续奋斗中行稳致远。 如今，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出台，将散见于多部法律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系统集成、补充完善，把持久以来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意味着五年规划这一重要法宝有了专门的法律予以规范，获得了更加系统完备的法治保障。 这意味着，纵向上，省级、市县级规划必须与国家规划相衔接；横向上，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都必须依据国家发展规划编制。 过去规划层级多、种类杂，有时出现“规划打架”的现象。如今，法律用刚性条款明确了发展规划的统领地位，让各级各类规划形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整体，实现“多规合一”的战略意图。 编制国家发展规划，必须开展前期研究、统筹考虑要素支撑条件、加强多角度论证和多方案比选。必须健全公众参与机制，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建议。必须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对重大问题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 国家发展规划法明确规定，国家发展规划公布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若确需调整，必须走完“国务院提出→党中央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向全国人大报告”的法定程序。 中期阶段，国务院必须组织评估并形成报告，报党中央同意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规划期结束前，必须进行总结评估，与下一个规划草案一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进行监督。国家工作人员在规划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依法追究责任。 国家发展规划法要求，财政、货币、财产、科技、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土地等政策，必须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协同发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中央财政资金优先投向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各地区、各部门制定政策，应当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确定的财产发展和结构调整方向。 从时间维度审视，这五个维度的法定化，让五年规划真正成为贯通久远战略与年度执行的制度枢纽——它以“五年”为基本单元，向上承接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向下统领年度政策的协同发力。 它将持久实践中形成的成熟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调整有了刚性门槛，实施有了全周期监督，战略定力因此得以保障，规划承诺必须兑现。 从规划编制到审查批准，从实施监督到评估调整，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五年规划的每一个环节，推动现代化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 “十四五”规划编制过程中，累计收到网民建言101.8万条；“十五五”规划更进一步，收到网民建言311.3万条，经梳理摘编形成1500余条具有建设性、代表性的意见建议。 专家从专业角度提供科学支撑，公众从切身感受出发提供现实关切。二者相互补充，确保规划既符合科学规律，又回应人民期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国务院国家发展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就规划编制的基本情况、初步方案等向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汇报，由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规划草案由各代表团进行审查，并由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最终向大会主席团提出审查结果报告。 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地区，他们将人民群众的意愿带到最高权力机关，在审议中充分表达意见，在表决中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 第三十条明确要求，国家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国务院对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这意味着，规划的落地情况，不仅要接受人大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还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规划承诺是否兑现，目标任务是否完成，人民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 从编制到审查，从实施到监督，从评估到调整，每一个环节都有民主参与的制度安排，每一个步骤都有法律规范的刚性约束。 如果说全过程人民民主回答了规划“如何编制”的问题，那么“推进”二字要回答的是：国家发展规划如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引擎？ 国家发展规划法第四条给出了明确答案：国家发展规划是“其他各级各类规划的总遵循”。法律同时勾勒出国家规划体系的完整图景——“以发展规划为统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 这一规定，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发展规划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它不是与其他规划并列的一项规划，而是将国家战略意图层层传导、落到实处的制度总抓手。 国土空间规划回答“在哪里建”的问题。国家发展规划法第二十四条明确，国家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当依据国家发展规划编制”。发展规划定方向，空间规划保落地，二者有机衔接。正是通过这一制度安排，现代化的财产布局、城市格局、生态屏障才能在国土空间上铺展开来。 专项规划回答“具体领域怎么干”的问题。国家发展规划法要求，国家级专项规划必须依据国家发展规划编制，在主要目标、战略任务等方面协调一致。发展规划抓全局，专项规划抓落实，形成协同推进的合力。从科技强国到制造强国，从交通强国到数字中国，每一个专项规划都是现代化蓝图在具体领域的展开。 区域规划回答“特定区域怎么发展”的问题。国家发展规划法规定，区域规划应当依据国家发展规划编制。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些重大区域战略，正是在发展规划的统领下，将国家战略转化为区域行动。 地方规划回答“一省一市一区怎么干”的问题。国家发展规划法第三十六条明确，省级规划草案必须报国务院主管部门衔接，县级以上地方规划也应当与上级规划衔接。这一制度安排，确保国家战略意图能够层层穿透，让“全国一盘棋”的现代化进程上下贯通、步调一致。 国家发展规划法要求，财政、货币、财产等政策“协同发力”，各地区、各部门制定政接应当符合发展规划方向。更重要的是，中央财政资金“优先投向”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让规划不仅是蓝图，更是资源分配的法定依据。规划定方向，政策保落实，资源跟任务，这正是现代化推进的制度闭环。 通过这五个层面的制度设计，国家发展规划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器”。它在时间上贯通五年周期，在空间上统筹国土、区域和地方布局，在结构上统领各级各类规划，形成时空交汇、体系完备的战略合力。 这正是“以国家发展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涵——用法治的力量，将时间坐标上的战略定力、空间坐标上的全国一盘棋、结构坐标上的体系完备熔铸于一体，让中国式现代化在规划的引领下一张蓝图绘到底。 前四部分回答了五年规划的历史定位、法律效力、民主程序、统领功能。现在要回答：法律赋予规划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政策蓝图”可以描绘美好愿景，但能否实现取决于诸多变量。“战略定力”则意味着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能保持方向不变、目标不改。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出台，正是要将五年规划从前者转化为后者。 国家发展规划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规划调整必须由国务院提出方案，报党中央同意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调整门槛高了，战略定力就强了。 国家发展规划法第二十条明确，国家发展规划公布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规划一经全国人大批准，就具有超出人事更迭的法律权威，不能随意变更、不能选择性执行。 国家发展规划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中央财政资金优先投向国家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财政跟着规划走，资源围着规划转，规划的刚性由此确立。 国家发展规划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规划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依法追究责任。规划执行从“软约束”变为“硬任务”。 正是通过这五个方面的制度设计，国家发展规划法让五年规划完成了从“政策蓝图”到“战略定力”的跃升。它不再是一份可以灵活解读的政策文件，而是一部必须严格执行的法律准绳。 从“一五”到“十五五”，五年规划走过了七十余年的历程。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的奋斗史，也是五年规划从实践探索走向成熟定型的演进史。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出台，标志着这一过程完成了从“经验”到“法定”的历史性跃升。 七十余年来，五年规划积累了丰富经验：从“计划”到“规划”的一字之变，体现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深化；从征求意见到公开征集建议的演进，体现了民主决策的发展；从单一规划到多规合一的探索，体现了规划体系的完善。 国家发展规划法将这些成熟经验全面梳理、系统提炼，以法律条文形式固定下来，让零散的实践智慧转化为系统的制度安排。 国家发展规划法将这些柔性做法转化为刚性程序：公众参与成为法定要求，专家论证成为必经环节，人大审查成为刚性程序，中期评估成为法定责任，规划调整有了法定门槛，财政资金有了“优先投向”的法律保障。 国家发展规划法以体系化的法律语言，将七十余年的实践探索转化为完整的制度逻辑：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连续性，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科学性，坚持人大法定程序保证权威性。 七十余年的实践探索，为国家发展规划法的发生提供了丰厚土壤；而这部法律的出台，又为未来五年规划的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从经验到法定，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对历史的升华——它以法治的形式，将七十余年的实践智慧与当前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凝结为面向未来的制度力量。 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制度演进的独特逻辑：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总结，在总结中升华，在升华中定型，以法治之力锚定未来航向。 （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