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19日发布的情况说明书，自2月28日开战以来，美国已实施跨越7800次打击，迄今已击伤或摧毁120余艘伊朗舰船。伊朗红新月会负责人19日表示，美以空袭已造成伊朗各地跨越7万处民用设施受损，包括住宅、商业中心、及关键基础设施。这些袭击不仅波及居民区，还造成251个医疗中心、498所以及17个红新月会中心受损。 这场造成数百人死亡的军事冲突考验了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并给全球经济带来了痛苦。在伊朗封闭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美军飞机与海军舰艇已在波斯湾海域对数十艘伊朗船只展开打击，旨在施压伊朗重开海峡。 据新华社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说，伊朗近期行动已取得显著成果，对敌人造成了“更具决定性的”沉重打击。若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允许伊朗的敌对方使用其领土或军事基地，将被视为直接参战方，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 伊朗3月18日下午在首都德黑兰举行葬礼，悼念被美军击沉伊朗军舰上的遇难官兵，以及在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遇害的伊朗安全官员和军事指挥官 图/新华社 佛罗里达州国际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埃里克·洛布（Eric Lob）对澎湃新闻表示，特朗普政府对这场军事行动始终缺乏清晰目标与一致战略。在战争引发能源价格上涨的背景下，美军的行动不仅违背了特朗普避免卷入中东战争的承诺，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共和党在选举中的核心议题优势。由于其模糊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在任何时刻“宣布胜利”并结束行动，这种不确定性也解释了海湾国家当前的谨慎态度。 洛布指出，伊朗的国家机器更加庞大，制度体系更加复杂，拥有多层级、多领域的机构支撑，单靠空袭来推动政权更迭的成功概率相当之低。在发动战争之前，特朗普政府显然低估了伊朗体制的复杂性。“美国和以色列意在削弱伊朗政权，但如果伊朗最终挺过冲突，不仅可能变得更加集权和强硬，在观念和身份层面也可能变得更加凝聚与坚定，从而在持久上呈现出一种‘越压越强’的反作用效应。”他说。 埃里克·洛布：佛罗里达州国际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持久聚焦中东地区发展与政治的交叉领域。2009年至2011年，洛布曾在伊朗进行田野调查并学习波斯语。 澎湃新闻：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去世后，伊朗政治体系仍在运作，国内政局未出现动荡迹象。有哪些关键力量或制度机制，使伊朗能够在内外压力下维持体制稳定？ 洛布：真主党和哈马斯在人员规模和制度体系上都远不及伊朗，但他们的指挥层在被定点清除以及严重削弱的情况下，仍具备生存与运作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伊朗显然是另一种量级的对手，它的国家机器更加庞大，制度体系更加复杂，拥有多层级、多领域的机构支撑。 早在“12日战争”之后，有分析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开端，美以伊再次爆发冲突只是时间问题。哈梅内伊生前就已为这种情形做出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体系建立了多层级的继任机制，甚至向下延伸至至少四个层级，以确保在高层遭到“定点清除”的情况下，体系仍可快速补位。这种安排显然是吸取了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乃至也门针对高层“斩首”的作战经验。 伊朗是一个拥有更庞大人口和更完整国家机器的国家，单纯依赖空袭来推动政权更迭，其成功概率相当低。一些情报和安全界人士也承认在缺乏大规模地面部队介入的情况下，实现政权更迭的前景非常有限。目前的军事行动主要仍停留在空中与远程打击层面，尽管以色列在情报上已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渗透，但尚不存在实质性、大规模的地面部署。 伊朗的强制力依然非常强大，除了边缘地区的族群武装之外，普通抗议者很难对国家形成实质性挑战。要想通过内部抗议实现体制性变革，关键前提是安全体系内部出现分裂或倒戈。现实情况是，伊朗革命卫队以及其他安全机构不仅深度嵌入政治体系，也在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再加上部分成员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认同，这些因素都大幅降低了“倒戈”的可能性。 哈梅内伊被刺杀后，权力结构中的“文官宗教领袖—军事安全体系”之间原本存在的某种分野进一步模糊，反而可能促使安全机构在最高权力核心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加“安全化”（securitized，即将原本非安全议题建构为安全威胁，从而合理化非常规手段（如军事化、紧急状态、压制性政策），而不是出现外界所期待的权力松动，这在某种意义上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除非他们想与伊朗陷入永无休止的战争。 澎湃新闻：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曾因神学资历较浅以及“世袭化”争议而受到质疑，但他最终仍然被推举为最高领袖。这种结果反映了伊朗当局哪些核心考量？在这次权力继承过程中，哪些政治或安全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 洛布：从意识形态上看，穆杰塔巴的当选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矛盾。不只是阿里·哈梅内伊，甚至伊斯兰共和国的创建者霍梅尼都曾公开批评“王朝式世袭继承”的理念，毕竟这会让人联想到革命前的巴列维王朝。所以一旦出现类似安排，其政治合法性势必受到削弱。 但从制度演变来看，早在1989年，宗教资历问题已被“政治化处理”。当年伊朗通过修改宪法，使得并不具备最高宗教学衔的哈梅内伊得以出任最高领袖，同时边缘化了霍梅尼的原定接班人大阿亚图拉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编者注：因支持改革派遭罢黜）。这种结果本质上反映了最高领袖的选择是基于政治忠诚与体制内部权力平衡，而非纯粹宗教资格。如果说存在“门槛”，那么这一门槛在1989年就已经被打破，宗教资历不再是决定性因素。 当下，更关键的变量反而是候选人与安全体系的关系，尤其是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的紧密程度。在伊朗面临国内压力以及来自美以军事威胁的背景下，体制内部很可能倾向于选择一位与军事和安全体系高度绑定的人物，以确保政权稳定。 选择穆杰塔巴不仅是权力安排，也是政治信号，这既是对内强化安全治理的延续，也是对美以的强硬回应，甚至可以被解读为“更强硬回应打击”的姿态。 “殉难”（martyrdom）在伊朗政治叙事中的象征意义也不可小觑。哈梅内伊以“殉难者”身份结束其政治生命，在体制话语中反而具有高度动员效果和合法性，对抗“外部敌人”的叙事会进一步强化。在这种语境下，其继承人不仅承接权力，也承接一种带有强烈情感与政治动员意义的“遗产”。对穆杰塔巴而言，这件事也具有强烈的个人因素，其家庭成员在袭击中伤亡，使得这一权力过渡不仅是政治事件，也带有明显的个人复仇与情感驱动色彩。 我们可以关注后续穆杰塔巴能否幸存下来。从人事角度来看，另一位被广泛认为具备更“制度化资历”的竞争者是阿里礼萨·阿拉菲。他拥有阿亚图拉头衔（尽管存在一定争议），同时在体制内担任多个关键职位，包括专家会议成员、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并曾主导整合宗教体系、担任宗教教育系统负责人，还持久管理具有国际网络的宗教院校体系。从履历和制度经验来看，他显然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合格继承人”。如果他最终未被选择，恰恰说明当前决策逻辑并不优先考虑“资历完整性”，而更看重政治忠诚、安全体系连接以及在危机环境下的控制能力。 此前看到最高领袖候选人名单时，我认为没有人像穆杰塔巴那样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保持密切关系。因此若穆杰塔巴遭暗杀，我不知道还有谁（尤其跟革命卫队保持密切关系的人）能接替他。我不认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政变意图，他们并不想站在政治体系的最前沿。他们更愿意隐于幕后，与这些神职人员及其他势力合作，同时继续在政治体制、经济领域保持重要影响力，并作为军队中最强大的力量存在。 因此，在伊朗政治实践中，选择最高领袖的关键决定因素早已从宗教合法性转向政治与安全逻辑。在当前高压内外环境下，选择一位与安全和军事机构深度绑定、并具有象征性政治意义的人物，反而具有其内在一致性，即便这在宗教规范层面具有较大争议。 当地时间2026年3月20日，伊朗德黑兰，民众在周五午间祷告后为遭杀害的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卜及其家人举行葬礼。以色列军方3月18日表示，在宣布杀死哈提卜后，不会停止“清除”伊朗高级官员的行动。此前，以色列杀害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 图/视觉中国 澎湃新闻：现任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艾伦·艾尔（Alan Eyre）认为，穆杰塔巴的当选可能标志着伊朗向由革命卫队主导的“警察—军事—安全国家”转变。你如何评估这种说法？在当前战争背景下，他的上位是否意味着伊朗内部权力结构或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 洛布：从很多方面来看，伊朗文官政府和军方的关系本就较为薄弱，而革命卫队在政治体系和经济领域中都发挥着不成比例的巨大作用。目前，伊朗革命卫队在最高权力核心，也就是最高领袖办公室中的地位正在强化。鉴于穆杰塔巴与这些安全机构关系极为密切，这种安排等于是在不让安全力量直接上位的情况下，让一个与他们高度绑定的人进入核心权力位置，从而进一步强化其影响力。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最高领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个复杂权力体系中的一环。即便国家在其领导下进一步安全化和军事化，也仍有其他值得重点关注的权力人物。例如已故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拉里贾尼在“12日战争”后出任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被认为是体系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和拉里贾尼同样出身革命卫队的卡利巴夫也是重要角色，他自2020年前后担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这两人属于革命卫队较早一代成员，后来转型为职业政治人物，所以并非最激进的一线军方力量，而是在政治与安全体系之间起到关键的桥梁作用。这类人物加上体系内其他不同派系与机构，共同构成了伊朗复杂的权力网络。 伊朗国家性质的变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源于权力结构的调整，也源于国内抗议叠加战争压力的系统性冲击。自2023年以来，伊朗已进入与以色列的直接对抗周期。在这种多重压力叠加之下，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展，伊朗的政治与安全结构都很可能进入新的阶段。 这也恰好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误判，即低估了伊朗体制的复杂性，认为斩首最高领袖之后便可找到一个可合作的“替代者”。伊朗的国家权力分布涉及多层机构、不同派系与深度嵌入的安全体系，远非像委内瑞拉那样可以简单类比。 澎湃新闻：无论是哪位最高领袖上台，都需要重新建立权威。在政治真空期，革命卫队是否可能在政治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洛布：革命卫队正在观望局势走向。当哈梅内伊死后，他们第二天就立即成立了一个临时领导委员会，包括总统佩泽希齐扬，以及被视为潜在人选的阿拉菲，还有司法总监埃杰伊。阿拉菲和埃杰伊都属于强硬派，而佩泽希齐扬则是改革派。佩泽希齐扬曾一度向海湾国家道歉，但随后又收回了这一表态，这或许再次反映出革命卫队内部可能存在争论。 革命卫队很可能对现状感到满意，他们在政治体制内有自己人，在经济领域也有重大利益。我认为他们更乐于让这些文职人物继续处于公众聚光灯下，自己则在幕后维持并进一步扩大其政治和经济地位。如今革命卫队又获得了更多影响力，在最高领袖办公室的权力提升也将进一步推高他们的地位。如果穆杰塔巴遇刺，情况或许会不同。他们可能会转而支持其他神职人员，当然这只是假设。 洛布：2009年我在伊朗的直观感受是，老一代成员与年轻一代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裂痕。如果更谨慎地看，很难将这种差别简单归结为“代际对立”，更可能是因为在不同代际内部都同时存在强硬派与相对温和派，而不是老一代整体更温和、年轻一代整体更激进。 这一点在6月战争期间的内部讨论中也有所体现。在是否接受停火的问题上，不同背景、不同资历的成员之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应继续作战，因为当时以色列和美国的拦截系统可能面临被消耗，而伊朗导弹逐步突破防空体系，如果持续施压，可能在未来形成更强威慑，从而降低再次遭袭的概率；也有人担心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包括以色列作为核武国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类似讨论在当前冲突仍在持续，有人主张即便结束冲突，也应以“安全”为前提，而非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节奏下停火。因此，即使特朗普提出停火，伊朗方面也可能选择继续提高冲突成本，以强化威慑效果，让对手在未来行动时更加谨慎。 总体而言，这类分歧更可能是“横向分布”在不同代际内部，而不是简单的“代际对立”。换句话说，围绕战争、威慑与谈判的争论，是在各个群体内部同时展开的，而非由某一代人单方面主导。 伊朗社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确实有一部分人出于意识形态认同支持这一体系，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直接在革命卫队控制或关联的企业体系中就业，依赖其经济网络谋生。这种张力确实构成了革命卫队的一个潜在弱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其更倾向于在政治上保持相对低调，通过幕后方式发挥影响力。 澎湃新闻：从更持久的角度看，这场战争是否可能成为伊朗政治体系的一个转折点？是否可能改变宗教机构、文官体系与革命卫队之间的权力关系？ 洛布：伊朗政治体系的变化在战前已经有所体现。在哈梅内伊去世前的最近几次选举中，无论是议会还是专家会议，都可以明显看到大量改革派和温和派候选人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资格，保守派和强硬派在这些关键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此前，随着哈梅内伊年事已高（无论是自然死亡还是遭遇刺杀），他希望在离开前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体制，确保核心权力机构向保守与强硬一端倾斜。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因为保守派及其盟友占据了多数。这也能解释了最近几轮大选投票率的大幅下滑。相比过去60%至70%的投票率，最近无论是议会、专家会议还是总统选举，参与率普遍下降到40%左右，甚至更低。哈梅内伊更看重在自己离任之后，国家体系依然由其信任的政治力量主导，其中既包括与革命卫队有联系的成员，也包括体制内的保守派文官，由此形成的是一个在政治取向上高度同质化、明显偏向强硬路线的制度结构。 如果伊朗政权能够在这场冲突中生存下来，它反而可能因此变得更加强大。我在伊朗生活时的深刻感受是，两伊战争在国家叙事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伊朗人的心目中，那是一段在外部孤立与围攻中生存的历史记忆。尽管当时伊朗在霍梅尼领导下最终接受停火，但这一过程被塑造为国家韧性与抵抗精神的象征。 这种“殉难—抵抗”的叙事早已深植于伊朗的公共空间之中：街头的纪念标识、战争烈士的画像、教育与媒体内容，都在不断强化这一历史记忆。如果当前冲突延续并被制度化为新的“集体记忆”，那么不仅会在现实层面强化国家的安全化与集权化，也会在观念层面进一步巩固其世界观与意识形态。 这正是美以从未预料到的结果：美以意在削弱伊朗政权，但如果伊朗最终挺过冲突，不仅可能变得更加集权和强硬，在观念和身份层面也可能变得更加凝聚与坚定，从而在持久上呈现出一种“越压越强”的反作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