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访韩没去首尔，这里面有可说的故事。今年1月，韩国总统李在明访问了高市的老家日本奈良，这次安排高市访问李在明的老家安东市，用日韩外交人士的话说，“意在彰显亲密关系”。在日韩交往史上，这种直接跳过首都、走进领导人故乡的外交安排非常罕见。 秀亲密的背后，是抱团取暖。因为无论是东北亚局势还是国际态势，都让日韩发生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催生了在阵阵寒风中抱团取暖的需求。 从去年10月高市就任日本首相算起，这是她与李在明的第三次会面。这样的高层互动频率，在近年来波折不断的日韩关系中并不多见。这两位领导人，意识形态上一个右翼一个左翼，历史问题上都很强硬，却在共同书写日韩亲密。这种“不可能组合”，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因现实所迫而安排的“强迫婚姻”。 被迫抱团取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特朗普的“越顶外交”给日韩造成的危机感。刚刚结束的访华，特朗普的行程是从华盛顿直飞北京，然后直接回国。此前日韩媒体都有报道，希望特朗普在访华行程中“停留”日韩。东京和首尔最终未能如愿，绝非美国外交部门一不小心的疏忽。 持久以来，美国总统访华的行程中，总会“配套”访问日韩（至少是其中之一）。特朗普2017年11月首次访华，就是“先日韩、再中国”。冷战结束以来，此前的唯一一次例外是1998年克林顿访华。那次为期9天的中国之行，克林顿从西安入境，先后访问北京、上海等城市，然后从香港返回美国。那次的安排在日韩引发了震动，日本媒体还创造了“越顶外交”的词汇。 冷战结束以来的相当长时期里，美国东亚外交的重心都放在同盟体系。某种程度上说，那时美国对华外交是其“同盟外交”的一部分，华盛顿需要通过正式的总统到访，与日韩在对华政策上“对表”。 用美国战略与国际中心学者亨利埃塔·莱文的话说，“此前，美国官员接触北京是为了与中国官员进行沟通，同时也是同盟管理的一种形式。对华外交旨在巩固美国与伙伴的关系，同时反击中国削弱这些关系的努力。” 这一次，特朗普的“对表”变成了结束访华后，分别给日韩领导人打电话15分钟和30分钟。在莱文看来，与此前的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不太在乎盟友的顾虑，“更倾向于将每段关系作为独立的事务来处理”。 莱文把变化归因于“特朗普因素”，是值得商榷的，充其量只能算说对了一半。即使是重视同盟外交的拜登重返白宫，他的对华外交也不可能“昨日重现”。这种变化背后更深条理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战略态势比以往更趋于对等的现实，让美国的对华外交不得不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不再只是此前那样的“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在中美这样量级的博弈中，美国在重新思考战略资源的划分和利益优先的排序。日韩这两个地区盟友的分量，已经“承载”不了美国整体对华外交。当然，“联盟应对”不会完全淡出历史舞台，但日韩在美国对华外交中分量降低，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次高市访韩的驱动力之一，就是日韩“分量”降低所发生的危机感。因为仅靠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已不足以为日韩提供安定感，所以必须暂时把成见放在一边，以期在大国博弈中拓展外交空间。 被迫抱团取暖的第二个层面，是伊朗战争的冲击。这场战争，几乎是掐中了日韩这两个资源匮乏型国家的死穴。日韩跨越8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赖中东，而且其中绝大部分的运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 而作为这场战争发起者美国的盟友，对战争走向的影响以及如何才能为自己“止损”，日韩的角色连已经很“弱势”的欧盟都不如。关于伊朗战争，某些欧洲盟友尚且敢跟美国唱反调，而日韩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存在感，既没有独自解决危机的能力，又不敢向美国发脾气。 这种无力感（或许也可以说无能感），是高市访韩期间两国在能源安全合作上火速达成协议的直接催化剂。对于日韩来说，既然无法影响大局，那就只能在最基础的经济生存层面做抱团取暖的事情，为应对出现更坏的情况备点“干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是抱团取暖，但日韩对彼此的需求存在微妙的差别。关键的原因在于，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寒意，高市的感受比李在明更“刺骨”。她在访韩期间的满脸堆笑，掩盖不了心内焦虑。 特朗普访华过程中有个细节，在他抵达北京前，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谈判。这场持续约3个小时的谈判，可以说为特朗普访华的成功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韩国以其独特的地理和地缘优势，成了中美关系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见证者，甚至可以说是积极层面的推动者。 也就是说，在事关韩国切身利益的中美关系问题上，韩国至少显示了存在感。毫无疑问，这与李在明就任韩国总统后，就与中国建立了很好的沟通渠道、确保中韩关系的稳定不无关系。反观高市，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情况，她只能靠打听（与特朗普那15分钟通话，是高市事先主动要求的）。 高市就任首相后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导致其一直无法打开对华外交的局面。日本《朝日新闻》5月11日的社论，劝高市改变航向解冻中日关系。对于日本最近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把对华关系从以往“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表述改为“重要邻国”，该社论称“令人费解”。 令人费解的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正如该社论所认为的那样，与高市恶化对华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在相继访问北京。如果从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算起，截至5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这半年内联合国五常里其他四国领导人都实现了访华。这样的现象，在二战以来的外交史上非常罕见。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对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在不确定的时代，中国的外交在为世界提供确定性。《外交事务》杂志近期一篇对比中美外交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向这个世界推销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比美国领导力更具慷慨普世情怀的完美替代品，只是一种可预测的安稳感。” 但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提及，同时也更具现实和时代意义的是，这份可预测性，这份安稳感，正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中国外交所呈现的，就是这个时代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与肉眼可见的硬实力，共同造就了目前中国在国际外交上位势。 或许是意识到了形势逼人，5月18日，也就是高市出访韩国的前一天，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借出席参院决算委员会会议的机会称：“在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同时，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是一贯的。” “战略互惠关系”是2006年安倍首相时期提出的，在访韩前重申这一表述，高市很可能是在通过强调这一点，来给自己的对华外交寻找出口。但这显然还不够，高市打的“死结”，没那么容易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