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辉是病毒学家，隋建华是抗体工程专家，他们同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研究员、华辉安健联合创始人。吃这顿特别晚餐那天，是他们最重要作品诞生的日子。经过十余年共同研究，全球病毒性肝炎领域第一款单抗药物立贝韦塔单抗注射液（下称“立贝韦塔”）获批上市。 下午5点半，国家药监局披露立贝韦塔获批的消息，这之后，夫妻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挨个回复国内外传来的祝贺，直到深夜。李文辉是兰州人，他原本想带隋建华吃碗牛肉拉面，但赶到餐厅时，最后一锅汤已经被收起来了。第二天，他们没有像往常周末那样早早出门工作，而是继续在家给一路上支持过立贝韦塔的同道们发感谢信，那是他们罕见的“偷懒”时刻。 在他们创立华辉安健的2015年，中国政府启动药审改革，此后10年，中国创新药开启了新时代，逐渐与世界接轨。在财产政策扶持及各方资本支持下，华辉安健从一家只有几名员工、一个临床前分子的初创企业，成长为一家有上百名员工、多个推进到临床阶段管线的明星公司。 在成立第11个年头，他们交出了第一份答卷——一款“从头到尾”中国原创的新药。和路径清晰的仿制药、跟随式创新药物不同，这种从发现病毒感染机制、作用靶点到药物研发的完全创新，在中国制药史上是罕有的。北生所所长王晓东曾撰文提到，在他十多年前全职回国工作时，中国能拿得出、被全世界认可的原始创新药物，还只有两个：一个是治疗疟疾的青蒿素，一个是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砒霜。 立贝韦塔此次获批的适应证为慢性丁肝，由乙肝病毒和丁肝病毒合并感染导致，这是慢性病毒性肝炎中最严重的一种。这款药的诞生，始于李文辉的一项基础科学发现。 在国际肝病领域，很少有人不知道李文辉。2012年，他完成了一项被视为过去30年来病毒性肝炎领域里最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发现乙肝病毒受体。得益于他的贡献，人们得以有研发出更安全有效的治疗乙肝和丁肝药物的可能。 2015年，在北京市科委支持下，李文辉、隋建华和北生所另外两位同事黄嵩和齐湘兵联合创立华辉安健，测验考试将写在论文上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摆上药架的救命药，让实验室的原始发现能真正帮到现实中的病人。 隋建华回忆，2014年7月，经过两年多筛选和优化研究，她锁定了后来成为立贝韦塔人单克隆抗体的那个分子，并把分子交给当时合作的CDMO公司药明康德做申报临床前的研究。半年后，华辉安健注册成立。 成立头几年，华辉安健只有几名员工。申报IND（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时，隋建华从家里拿来一个大行李箱，和负责注册事务的陈盼等同事赶工一整夜，第二天拉着一箱子纸质材料给药监局送去。2018年6月，国家药监局受理了立贝韦塔的临床研究申请，这之后，华辉安健慢慢组建了临床团队。 在做临床试验时，华辉安健优先推进了丁肝适应证的研究。原因是，丁肝病毒无法独立复制，必须和乙肝病毒共用一个肝细胞受体完成感染。丁肝患者对药物的需求更加迫切，在缺乏对症药物的情况下，与单独感染乙肝病毒相比，合并丁肝病毒感染的乙肝病毒感染者病情更严重、疾病进展更快，发生肝硬化、肝癌的风险也明显增加。 2022年11月，立贝韦塔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之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首席专家贾继东教授在美国肝病研究学会年会上首次报道了立贝韦塔Ⅰb期临床研究的数据，当时，这款药物已经展现出良好安全性和抗病毒活性，在经过3次给药后，明确观察到了受试者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下降。临床试验是新药研发“死亡之谷”，很多新药在临床前的动物试验上数据很漂亮，一到人身上就没有效果了。因此，Ⅰb期临床试验积极数据让所有人都很兴奋。 持久以来，由于丁肝难以诊断，加上中国没有丁肝药物，病人隐匿在庞大乙肝群体中。在开展Ⅱb期临床试验时，样本需要扩大到上百人，病人入组比较困难，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主任医师牛俊奇做过和丁肝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和临床诊治，是国内对丁肝群体最了解的医生之一，他成为立贝韦塔Ⅱb期关键注册临床研究的主要研究者。 2026年1月23日，立贝韦塔获批上市。这款单克隆抗体药物可直接实现乙肝丁肝病毒与受体的阻断，打破病毒在肝脏中持续发生的感染和再感染过程，而又不影响受体本身的功能，这是此前该领域的所有药物都无法做到的。 贾继东开玩笑说，立贝韦塔是个有着优秀基因的好孩子，临床研究医生就像接生婆，其职责就是把好孩子又快又安全地接到人间。事实上，在临床试验环节，研究者的角色在很多时候更像是一道桥，要将监管部门、医院、患者和研发企业连在一起，在各个角色间做好沟通，让彼此对话更顺畅。隋建华记得，立贝韦塔原本计划在北京友谊医院做Ⅰa期临床试验，但不巧当时这里的病房正在改造，就改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贾继东亲自带着隋建华去北京协和医院会见国内著名的Ⅰ期临床试验专家及其团队，向他们介绍和强调这款新药的重要临床性，这让她至今感动。 贾继东担任过多项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者，他看到，这些年，中国生物医药财产进步很快，研发速度和研发数量都已接近美国，有的细分领域甚至已跨越美国。但是，绝大多数是跟随式创新，像立贝韦塔这样基于自己所发现新治疗靶点的源头创新药物很少。 “对这个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做出的原创贡献，各方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从北京市科委、药监局、卫健委，到医院领导和临床医生，都对这个药尤其关注。” 贾继东介绍，该药研发过程，先后获得科技部“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和北京市科技攻关项目支持，其研发突破与成果转化，是我国及北京市在生命科学领域持续投入、对科技成果转化不懈支持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丁肝病毒感染者约1200万人。过往，缺乏针对性治疗药物和高质量检测试剂，导致中国临床筛查意识普遍不足，丁肝持久被忽视。尽管丁肝在中国的真实流行情况尚未明确，但专家们估计可能在60万人以上，总人数居全球第一。 贾继东介绍，丁肝患者分为两种，一种是共感染，即同时感染乙肝和丁肝；另一种是重叠感染，患者先感染乙肝，再在乙肝基础上发展出丁肝。全球慢性丁肝治疗领域深陷药物稀缺、疗效有限的困境，中国既往没有获批药物。在立贝韦塔上市后，医生就可以在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基础上，使用立贝韦塔来抑制丁肝病毒，可以让病情控制好，发展成肝硬化、肝癌的风险会更少，预后可以得到很大改善。 贾继东透露，目前他正在牵头开展基于立贝韦塔的新一代产品的乙肝适应证的临床试验，如果顺利的话，这个适应证有望在未来获批。 隋建华透露，在国内，立贝韦塔预计将于春节后在北京开出首张处方单，也争取早日进入医保，惠及更多患者。在国际市场，华辉安健希望立贝韦塔能尽快出海到“一带一路”丁肝高发国家。 在临床试验阶段，华辉安健就在为立贝韦塔出海铺路。在2023年起开展的关键注册临床试验中，华辉安健在巴基斯坦、蒙古国等丁肝病人较多，以及美国等经济发达的国家进行了布局，和当地专家、监管机构、政府做沟通。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这天，华辉安健首席执行官陈彬就正在巴基斯坦和当地药监局长及卫生部长开会, 探索注册上市与临床应用合作。 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人口基数大、出生率较高、药品自给率较低，医疗现实需求和潜力更为巨大，为中国医药企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所长王泺曾公开表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应成为中国医药市场出海增量的核心来源。 这和华辉安健的想法一致。隋建华说，虽然不少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并不发达，但华辉安健做药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肝病患者的问题，去到这些丁肝高发的国家，才有机会帮到更多病人。 北生所行政副所长，华辉安健联合创始人、总裁黄嵩希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同采纳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制定的国际技术指导原则，简化审批流程，从而让安全有效的药品能更快地惠及更多患者，同时促进中国医药财产国际化。 目前，立贝韦塔的价格还未公开，但华辉安健已经对定价进行了内部讨论。黄嵩说：“我们的定价应该有全球格局和视野，未来在欧美发达国家以较高价格销售，在国内和亚非拉地区则以相对较低价格销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蒙古、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的丁型肝炎病毒感染高发，患者总数跨越500万，约占全球40%。作为全球唯二的丁肝治疗药物，相比吉利德公司的同类产品布乐韦肽在欧洲市场10万欧元的年治疗费用，华辉安健希望能将“救命药”惠及更多的全球患者。 不同的是，两家公司站在不同时代浪潮上。在百济神州创立的2011年，中国制药领域还缺乏支持源头创新的土壤。从华辉安健创立的2015年开始，随着医药创新高速公路的打通，中国创新药进入黄金十年。 由此，两家公司也有着不同路线和使命。黄嵩说，百济神州选择国际化的医药开发模式，做中国工程师红利驱动的优化和革新，专利独立，靶点共通，最后把药物卖到全球并且卖得最好，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华辉安健选择做源头创新药物，在中国做出由中国人发现靶点并在世界上第一个上市的新药。 在制药领域，要做成第一个原创新药难度很大，没有对标和对照，就像在暗夜里摸索，每向前一步，都是人类迈出的第一步，价值更大，但试错成本也更高。黄嵩说，多数投资机构都想回避风险，希望别人先去吃第一个螃蟹、别人先去验证某块泥泞之地是否是陷阱。 黄嵩认为，华辉安健做得最正确的决策就是直面风险，坚持做原始创新，因为这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分水岭。 “做正确的事，追求卓越，这是华辉安健延续于北生所的两个指导方针。”黄嵩说。 一次，一名曾在某传统制药企业工作的新员工入职，惊讶于这里的平等氛围。他和李文辉讲起一件小事，在旧公司，董事上进门时，屋子里所有人都要起立。 隋建华说，在北生所，所长王晓东去食堂吃饭时，没有人会特意起身让座。华辉安健也是这样，有些员工刚入职时还会对领导毕恭毕敬，慢慢地就习惯了平等沟通。 北生所鼓励平等、自由地交流科学问题，华辉安健也鼓励把问题都拿到桌面上讨论清楚，几个人或几个部门常在会议上你来我往。隋建华喜欢能说服她的员工，而不是对领导唯命是从的员工，真理越辩越明。她常说：“我最不喜欢你们来问我开放的问题，‘隋老师，这个事我能不能办？’你们要带着解决方案来找我，让我做选择题，不要以为我是神。” 面对问题，经过这种包容开放文化塑造过的员工敢于去拆解、思考、探索。“我们的加班以兴趣而非制度为驱动。与此同时，我们不会亏待员工，华辉安健全员持股，什么最值钱就给什么。”黄嵩说。 北生所有着“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天花板”的向内求文化，这种文化在研究所行之有效，但在企业里，只靠“为爱发电”还不够。隋建华说，有人愿意用九成爱发电，有人只能用一成爱发电，后者也很重要。要把所有人调动起来，必须靠机制、靠体系，同时兼顾公平。 除几位创始人外，华辉安健还有几位研发人员来自北生所，其中就包括华辉安健转化科学总监、立贝韦塔项目负责人祁永和。从2008年开始，他就在李文辉实验室做技术员，2012年又成为李文辉的博士生。2015年，博士毕业的他顺理成章进入华辉安健，成为最早几名员工之一。 即使两个机构有着相同基因、相似文化，刚到华辉安健时，祁永和适应得也不算丝滑。在研究所里，科研是不断寻找边界，答案未知，有时候需要个人英雄主义；在企业里，目标明确，要做出某一款药物，团队里每个人都是齿轮，缺一不可。 祁永和也能从李文辉和隋建华身上看到这种变化，头几年也在与工业界的思想碰撞，与制药业背景的高管磨合。2023年，华辉安健经历了新冠药物研发接近成功但未能上市，以及资本寒冬，在那之后祁永和明显感受到了公司的进化：“经历了那样一次经历后，我们都真正知道了新药研发必须与时间赛跑，这是一个唯快不破、真刀真枪、见血的战场。”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创始人的病毒学科研背景，加上各方的期待和鼓励，让华辉安健迅速投入到新冠药物研发中。此时，肝病药物的临床试验也正在关键阶段，要同时做好这两件事很难，几乎每个人都身兼多职。在此期间，华辉安健经历了一段快速扩张期，团队迅速从数十人规模扩张到疫情后期的近200人。 2022年底，新冠疫情防控结束，华辉安健耗资近3亿元研发、即将完成3期临床研究的一类创新抗新冠鼻喷雾剂药物HH-120未能推向市场。 屋漏偏逢连夜雨。2022年后，中国创新药行业由热转冷，一大批生物科技公司遭遇现金流危机，华辉安健也未能幸免。2023年，资金青黄不接，华辉安健陆续裁了3成员工。 祁永和当时也一度觉得做药过于渺茫，对自己有些失去信心。有一天，他向公司管理层提出不再担任立贝韦塔项目负责人。当时，管理层经过研究后回复他：“公司没有第二个人比你更合适这个角色，放心，我们会在后面当好后盾。”这种承诺给他这样的年轻人吃了定心丸。 “就像任何伟大的公司都有过濒死体验一样，那是我们的至暗时刻。”黄嵩也把2023年视作华辉安健最艰难的一年：“本来可以做成一个药，但是疫情结束了。做临床的钱没了，熬下去，再发几个月工资，公司也就破产了。” 2025年下半年起，为迎接立贝韦塔上市，华辉安健对团队进行了小范围扩充。隋建华招人很慎重，这种谨慎来自前两年的生死考验，她会反思：“当初，管线规划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团队规模是不是可以控制得更好？” 目前，华辉安健四位联合创始人中，李文辉负责源头的科学发现和方向，隋建华负责把科学发现落实成治疗分子，黄嵩负责筹集粮草，齐湘兵则负责扩充小分子。对他们来说，技术不是最难的问题，优秀的管理才是。做科学是客观的，不用掺杂对人性的考量，可以合作，也可以单打独斗，只要解决问题就可以。做企业要复杂得多。 对此，隋建华感触最深，她是董事长，需要从零学习很多新东西。知识性的问题容易上手，比如，从看不懂报表到觉得报表是件太简单的事，隋建华只用了一点点时间。华辉安健有12个部门，除了全流程研发引擎外，还有支撑研发的体系和制度，公司聚焦病毒性肝炎、肝脏疾病及肿瘤领域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布局8大研发管线，真正的挑战是怎么在新的时代机遇下，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成长。 从科学家到董事长，隋建华虽然觉得千头万绪，但很少焦虑，她的哲学是“实事求是，干就好了”。1月26日，在立贝韦塔的上市庆祝会上，她在发言中引用了100年前美国总统柯立芝的一段话：“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坚持。天赋不会，教育不会，唯有坚持和决心才是无所不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