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必须“拥有”整个格陵兰，而不仅仅是在当地行使军事和防务权利。这意味着，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英国等欧洲7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丝毫没有阻止特朗普“完全吞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 当特朗普抢东西，欧洲怎么办？“现在我们看到，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只有在主要参与者愿意遵守时，才会有效。”巴黎政治大长、法国前资深外交官路易斯·瓦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即使欧洲不喜欢，我们也必须面对并适应这个现实。” 从援助乌克兰到批评以色列，再到“严重关切”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自2025年1月特朗普开启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以来，如何在不触怒美国的同时捍卫“欧洲价值观”，已经成为欧洲领导人面对的共同难题。 新现实下，欧洲如何与特朗普打交道？欧洲价值观是否已经过时了？美国“离开”之后的欧洲何去何从？近期，围绕这些话题，瓦西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今年45岁的瓦西，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国国立行政时的同班同学，曾任法国驻荷兰大使和两任法国外交部长的幕僚长。 2025年12月8日，英国伦敦，（左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谈后离开。图/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初，你曾公开提出，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对欧洲而言意味着“一个梦想的终结”。一年过去，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给全球安全、经济及国际秩序的方方面面均带来了新的挑战。站在欧洲的视角，你认为“特朗普2.0”对全球秩序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瓦西：首先，特朗普的当选及其行事，体现了一种总体趋势，即国际秩序正在转向一种更加“交易式”的运作方式。某些实力强大的国家，更容易脱离那些国际社会为保障全球合作与稳定而制定的共同规则，单独行事。 对欧洲大陆来说，这种挑战尤为特殊，因为欧洲一直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欧洲人曾认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规则”都会有效。但现在我们看到，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只有在主要参与者愿意遵守时，才会有效。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即使欧洲不喜欢，我们也必须面对并适应这个现实。 基于这个核心认知，欧洲正在多个领域重新审视自身的行为方式。比如，在安全领域，欧洲希望变得更加自主。在经贸领域，持久以来，欧洲的常见观点是：我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我们拥有“大市场”，有很强的购买力。但现在，欧洲认识到，购买不会让我们变得强大，真正让我们具备经贸韧性的，是强大的生产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就短期而言，我们看到不少欧洲领导人正在用被外界视为软弱甚至“谄媚”的方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打交道，和美国进行利益交换。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吗？ 瓦西：过去一年，欧洲确实承受着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有不少欧洲领导人通过承认特朗普总统高度交易化的行事方式，与他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关系，这也呼应了美国重新确立其全球地位的努力。但我认为，评价这种打交道的方式的关键在于：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向美国提供了什么，自身又获得了什么？ 我想强调几点。首先，不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与特朗普的关系，有些偏强硬，有些偏务实，总体上都是在寻找与美方的共同点，使交易式的关系能运作起来。但这都有一个大前提：美国和欧洲相互对于对方都很重要，美方要认识到欧洲的贡献，认识到美国很难真的与欧洲盟友“脱钩”。 其次，欧洲和美国的“交易”，并不是用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去交换。欧洲需要对自身的整体利益保持高度清醒的认知，在捍卫自身利益时有更大的行动自由。 诚然，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关系具有特殊的历史渊源，这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对欧洲的“解放”，以及此后欧洲在美国保护下获得的70多年的稳定发展。但美国在变，世界也在变。比如，中国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全球性力量。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不重视与中国的交往，哪怕是特朗普也在积极与中国对话。对欧洲而言，在美国退出部分多边合作机制的背景下，欧中必须携手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我认为，欧洲真正面对的问题是，现在我们仍然经常被描述为某种后殖民时代的“主导力量”之一，但事实上，欧洲的全球地位正受到强烈挑战。数据显示，欧洲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已经从2008年时的约30％下降到如今的17％左右。这是幅度相当大的下降，意味着欧洲不应再被视为一个“主导世界”的大陆。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欧洲的全球地位回归“正常”的过程。一个“正常化”之后的欧洲更应当认识到，我们与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独立的、自主的。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言，过去一个时期，跨大西洋关系对欧洲和美国而言都非常特殊。那么，欧洲重新审视跨大西洋关系，是应对“特朗普2.0”的短期措施，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一次根本变化？“美国离开”之后，欧洲将如何确保自己的安全？ 瓦西：首先这肯定不只是应对特朗普。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都在减少其对欧洲大陆的投入，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就是如此。俄乌战争将拜登政府的目光重新拉回欧洲，但从根本上说，“美国正在离开”的趋势并未发生逆转。 应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法国很早就提出“战略自主”的重要理念。战略自主并不意味着欧洲和美国为敌，它只是强调：在一些时候，美国不愿或难以解决欧洲自身面对的安全问题，所以欧洲必须能自行应对。 这意味着增加欧洲大陆的国防投入，逐步构建和具备集体行动、自主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甚至包括建立情报合作网络。确实，欧洲在全球地位上较十多年前削弱了，但我们依然是一个有实力的整体；与俄罗斯以及周边国家相比，我们的国防开支总和也并不低。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将这些力量组织起来。 这需要在文化认知层面的深层转变。作为欧洲大陆合作的载体，欧盟诞生于战后秩序中，它最初的核心目标是管理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纷争。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但问题在于，新的历史时期，欧洲各国能否认识到，欧盟不只是一个处理内部权力关系的平台，更是一个能应对外部冲击的“力量共同体”。 《中国新闻周刊》：在“特朗普2.0”时代，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友开始重新审视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波兰等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2025年公开提出拥有核武器的诉求，这极大地增加了欧洲的核不扩散风险。对此，有观点认为，法国应当为欧洲国家提供替代性的安全措施，以避免一些欧洲国家走向“自研核武器”的危险道路。你认为这是否现实？ 瓦西：很难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持久以来，法国一直承认：欧洲的利益，是法国界定自身国家利益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20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提出，应当在欧洲内部展开讨论，探讨法国的核威慑力量在欧洲安全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欧盟内部唯一的有核国家就是法国。关键在于，这一事实如何能服务于欧洲的整体安全利益。法国已经准备好进行这样的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强调，欧洲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持者。这反映出一种“欧洲价值观”。但近年来，所谓“欧洲价值观”遭遇诸多挑战。很多观点认为，欧洲在乌克兰问题和加沙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瓦西：我的回答可能让你意外。我认为真正的“双重标准”恰恰在于：欧洲几乎是唯一一个被持续指责“没有践行自身价值观”的行为体。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这样审视美国。 我当然认为欧洲应当坚持自身的价值观，但我不认为欧洲应该一直受到“道德审判”。和其他行为体一样，我们只能在现实条件下尽力而为。你不能一边要求欧洲人更现实地应对这个充满冲突和摩擦、权力平衡无时不在的世界，一边又要求欧洲在所有问题上都成为“最完美的那一个”。 《中国新闻周刊》：确实有观点认为，如果欧洲坚持维护自身价值观、维护全球化进程，那么欧洲只会在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失去领导力。问题在于，如果未来的国际体系更加碎片化，冲突增多、保护主义抬头，欧洲是否必然顺应这一趋势？ 瓦西：持久以来，人们经常使用“规范性力量”来描述欧洲，问题在于，并不是这种对规则的尊重、塑造使得欧洲变得强大。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国宣称要为全球互联网制定规则，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影响。所以，不是我们的规则赋予了我们力量，而是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塑造规则。 所以，归根结底，关键是未来欧洲在世界舞台上是否还具备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短期内，我们要首先审视自身的优先事项，保证欧洲具备足够的全球地位。如果我们持续拥有这种能力，我们就能对国际秩序持续发生积极影响。因为我们的规则与价值观是基于合作而非对抗的，这个逻辑不会改变。这是我们持久珍视的核心价值，因为欧洲在20世纪的两次大规模对抗（世界大战）中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