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丁雅栀 邢晓婧 樊巍】春节假期结束后的首个工作日，商务部连发两条公告，决定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同时决定将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两则公告均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此轮措施迅速引发市场震荡。据彭博社报道，消息公布后，东京股市防务与重型机械板块遭遇抛售，三菱重工股价由涨转跌，最大跌幅达3.6%；川崎重工、IHI公司跌幅扩大至5%以上。日本《产经新闻》称此举为“强化针对高市政权的反制”，日本共同社则称“反制措施进一步升级”。中方这一政策组合拳究竟释放了怎样的战略信号？与以往相比，此次对日出口管制有何本质不同？24日，受访中日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对于日方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行为，中方采取相关举措“正当且必要”，这些举措的本质在于对日本加速扩军做出必要约束，以此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商务部24日发布的公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依据。根据公告，对于被列入管控名单的实体，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另一方面是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对于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虽然并非全面禁止，但出口商在申请两用物项出口许可时，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 《环球时报》记者梳理发现，此次被列入管制清单的20家日本军工企业基本涵盖日本海上、陆上、空中、乃至太空军事力量，其中多家日本企业都在研制对东亚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的进攻性武器。 例如，日本三菱重工旗下的多家企业参与了日本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的研制；三菱造船株式会社负责日本海上保安厅PLH系列海警船的研制，三菱造船株式会社建造的舰船不仅服务于日方在钓鱼岛方向的海上侵权，其还配合日方为菲律宾海警部门建造用于在南海方向侵权的TERESA MAGBANUA级舰船；而川崎重工航空宇宙系统公司则是日本主要的飞机和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它是日本防卫省P-1海上巡逻机和C-2运输机研发和生产的主要承包商，还持久参与日本H-IIA/H-IIB火箭项目，为日本航天军事化服务。 “总体而言，此次中方对日本军工企业出台的出口管制措施精准、覆盖全面，被列入的企业基本都服务于日本进攻性军事能力的提升。”军事专家张军社24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国际文件明确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规定日本不能发展进攻作战能力。而以三菱重工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却持续研制、生产具备进攻能力的舰船、航母、战斗机、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太空武器等军事装备。其中三菱、川崎等企业此前与中方存在商贸往来，它们一边在中国获取商业利益，一边为日本军力发展和“再军事化”提供关键支撑，中方对其切断关键两用物项供应，正是精准遏制日本发展进攻性军力的体现。 张军社还提到，近几年，日本将直升机航母升级为装备第五代隐形战斗机F35的准航母，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常规动力潜艇的研发速度很快，这些企业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中方限制其获取研发、制造这类进攻性武器装备的物资与设备，完全有理有据、理直气壮。 “对于日方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行为，我们理所当然要采取多领域措施予以遏止，相关举措正当且必要。”他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2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方此时发布公告，核心是针对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强化军工财产链扩张的现实动向，也是落实1月全面禁止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相关用途出口的政策，将此前原则性禁令转化为精准、可执行的实体管控，以维护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 今年1月，商务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决定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 项昊宇分析称，与1月发布的举措相比，此次举措实现三大升级：对象更具体，明确列出20家管控实体与20家关注实体，从“类型禁止”转向“点状管控”；措施更精细，管控名单为全面禁止出口+严禁第三方转移，关注名单为取消通用许可、强化单项许可审查与风险核查，形成梯度约束；执行更落地，明确许可流程、审查期限与移出条件，让禁令具备可操作性。 他将此次措施归纳为释放的“三重信号”：一是反制坚决，明确反对日本军事扩张，对参与其军力提升的实体绝不姑息；二是精准施策，聚焦军工核心链条与风险实体，避免泛化打击；三是规则合规，严格依据《出口管制法》等国内法与防扩散国际义务，彰显法治与负责任大国立场，同时警示日本停止军事冒险，否则将面临更严厉的合规约束。 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2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注意到，当前高市政权正大力推进日本国产武器装备的研发与生产，并计划扩大对外出口，而日本军工生产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稀土等关键原材料。“中国显然不希望自身出口的重要资源，被用于制造对安全构成威胁的武器装备。因此，中方采取的措施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提醒日本，必须回归和平国家的应有定位。” “日本过度强化防卫力量，不仅会引发中方担忧，也可能改变整个东亚的安全环境。高市早苗在选举后政策推进空间较大，但其力主强化防卫力、修宪、调整安保政策及非核三原则等方向，与日本持久坚持的和平国家路线存在明显偏离，这也是引发当前局势紧张的重要原因。”他说。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大西广表示，中方措施并非单纯的“施压收紧”，也带有呼吁日本经济界为改善日中关系付出努力的用意。“三菱重工等企业通过从中国进口稀土获得了巨大利益，而现在正是强烈要求这些日本企业重新认识这一点的时候。” 《环球时报》记者关注到，多家日媒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日本《产经新闻》24日称，此举是中方针对高市早苗政权采取的强化反制措施，日本企业对中国政府强化对日出口管制的担忧正不断加剧。日本共同社24日称，此举标志着中方针对高市早苗国会答辩等相关言行的反制措施进一步升级。 还有网民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这是对日中经济而言是极具冲击性的消息。涉及众多企业，令人深感担忧未来会对供应链造成深远影响，期待各方冷静应对。对此，大西广表示，很多日本人存在误解，认为这是“不正当施压”，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民众并不了解高市早苗错误言论的严重性，也不了解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白鸟浩也认为，目前日本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情绪化反对声音，主要是因为不少民众没有准确理解此次措施的范围与意图，误以为中方全面停止对日出口。“事实上，中方仅针对40家与军工相关的实体，并非全面制裁，日方舆论应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 两位学者均表示，此次中方发布的名单针对的是日本军工、航天、防务等实体，不包括民用企业，这体现了中方的克制与区分对待。大西广表示，中方措施直接针对的是与日本扩军备战、强化战备相关的实体，而非民营企业。商务部此前已出台加强对日本两用物品出口管制的政策，此次又公布了更为详细、具体的管制清单。这可以视为中方对日本的警告已不再停留在口头，而是转化为具体行动。 白鸟浩则称，“中方的举措本质是对日本加速扩军做出的必要约束，目的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而非针对日本整体。日本不应只追求所谓的‘本国利益’，而应具备更广阔的地区视野，从东亚整体和平与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陷入狭隘的单边主义思维。” 在采访中，大西广还表达了另一层思考：外界并不清楚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来源并非其军事力量，而是以经济为核心的和平影响力。“中国也应更加强调这一点，消除这些误解非常重要。”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当日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中方依法依规采取措施，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