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植树节之际，寻访北京地区现存的四座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植树碑”，它们是早期植树造林、绿化环境的重要实物见证。 清代自康熙时期开始不断提倡在河堤上广植树木，以防溃堤。清《永定河志》载：乾隆时期规定，凡是河兵（巡堤士兵），每人每年植柳百株，树苗规格为“长八尺，径三寸”，栽种标准是“惊蛰后地气通，于附堤内外十丈柳隙，刨坑三尺栽种”。种后要保浇保活，“至冬秋之交，点查成活数目。以七成为率，岁终报部议”。乾隆帝曾下旨，在永定河“两岸堤里近河之堤以及软滩之上广种笸箩柳”“河口一带两岸内种卧柳”。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乾隆帝阅视永定河时，曾谕令：“两岸大堤内帮多种卧柳，以资捍御。”还写下一首五言《题金门闸堤柳》诗，总结了植柳经验和柳树护堤的作用。诗曰：“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侧盘根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乃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悉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遂亲题碑文，字迹潇洒，笔力遒劲，后镌刻于石碑上，矗立于永定河金门闸东侧堤岸。 据《燕园史话》载，乾隆御制诗碑坐北朝南，碑身横宽，又名卧碑。采用整块青石雕琢，通高110厘米，总宽227厘米，碑首为螭龙纹浮雕，碑座雕刻双龙戏珠图案。正面镌刻七言种松诗，背面刻有五言土墙诗，钤“古稀天子之宝”“犹日孜孜”印章。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是乾隆忆及四十年前畅春园清明节植树之事写下的。种松诗曰：清明时节宜种树，拱把稚松培植看。欲速成非关插柳，挹清芬亦异滋兰。育材自合求贞干，絜矩因之思任官。待百十年讵云远，童童应备后之观。落款为“种松戏题丁未仲春中澣御笔”。 诗中描述了乾隆在清明时节乘闲补种松树的情景，他将松树移出低洼种植在高冈，并由此联想到培育贤才和用人之道。诗中还描述了松树的生长过程及其象征意义，表达了他对松树坚韧不拔品质的赞美。据考，该碑为燕京大学在此兴建新校舍时从西校门附近挖出，与诗中内容相印证，可知此碑应为畅春园遗物。 据《西山八大处古韵》载，在石景山区峰峦绵亘、林木茂密的蟠龙山上，距法海寺只有咫尺之遥，竖立着民国年间所立的清明植树碑。此碑青石质，呈上尖下方的三棱锥状，谓之方尖碑。碑高1.6米，底部宽0.4米，正面镌刻“缉威将军京兆尹刘梦庚手植”十二个楷体字，背面则题“中华民国十三年植树节”落款。这是北京地区最早为“植树节”竖立的纪念碑。 民国四年（1915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式公布了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的规定，自此中国有了植树节。后来因清明节对中国南方来说，植树季节太迟，同时也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又决定将孙中山逝世日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刘梦庚（字炳秋，湖北人）任京兆尹（行政区最高主座）后，响应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植树节”，于清明节之际率众在京西模式口的蟠龙山上（今法海寺森林公园）开展植树活动，并亲手立了一块植树节碑以示后人，广植树木，造福民生。 北京大学未名湖南岸山坡处，立有“植树铭”碑，碑高0.77米，宽0.5米，厚0.19米，碑身刻有铭文，文字全部取自《诗经》，可谓别出心裁。碑文为：植树铭：瞻彼中林，其叶蓁蓁；淑人君子，学有缉熙于光明。何彼秾矣，灼灼其华；岂弟君子，婆娑其下；日就月将，有蕡其实。以谷我士女，绰绰有裕。右下方落款：壬戌班同仁秦振华许景云刘义何廷廉毛淑身孙淑贞王仁山郑国梁刘宗桥张尚勤康伯沧李勋刚许国梁许光迪林铭基大中华民国十一年十月十四日立。 据《燕园史话》载，植树铭碑系燕京大学壬戌（1922年）班同学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10月参加校园秋季植树活动后所立。燕京大学于1922年开始兴建新校舍，1927年基本落成。此碑立于1922年校园建设初期，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燕大师生积极投身校园建设、亲手营造美丽燕园的场景。 此“植树铭”珍贵之处在于，全文是集《诗经》中的《大雅·桑柔》《小雅·正月》《曹风·鸤鸠》等文中之句而成。大意是：瞧那林中央的树木，枝叶茂盛，品德高尚的人们，只要不断地学习，就能达到无比光明的境界。看那树上的花朵多么美丽，品德高尚的人们，可在树下翩翩起舞。只要日日有所收获，月月有所进步，就会取得丰硕的果实。愿我中华儿女丰衣足食，和睦相处。 “植树铭”正文虽然只有52个字，却引诗著铭，以树铭志，以林寄情，志在天下。如今百余年过去，石碑上的字里行间仍然散发着青春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