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林雪原 王军 环球时报记者 李迅典 邢晓婧】编者的话：“（日本）可能变成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2月9日，日本众议院选举尘埃落定后，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干事长榛叶贺津这样表示。从解散众议院到投计票仅间隔16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用一场“闪电选举”取得“豪赌”大胜——自民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大幅增至316席，单独一党席位数跨越2/3（即310席），执政联盟合计拿下352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日前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选举是日本的国内事务，但本次选举反映一些深条理的结构性问题，以及思潮动向趋势，值得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深思，殷鉴不远，不可不察。” 从今天起，《环球时报》推出“警惕失速右倾的日本”系列，通过两篇文章，从日本国内、国际两个角度，探究自民党选举大胜背后的日本政治社会发展趋势和动向，以及将给地区局势带来的影响。 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2026年众议院选举的总投票率为56.26%，比上次上升2.41个百分点。各地区投票率差别明显，其中高市早苗的家乡奈良县以62.17%的投票率位居全国首位。 日本时事通信社的调查显示，无党派选民成为本次选举中的关键力量。日本众议院选举采取小选区制与比例代表制并立的选举制度：小选区由选民直接投票给候选人，比例代表选区则由选民给各政党投票，再根据票数分配议席。在比例代表投票中，自民党以25%的支持率居首，明显高于其他党派，日媒认为该结果与高市个人的人气直接相关。 从选民心理来看，除传统自民党支持者外，无党派选民转向自民党的动机主要有三类：一是对高市强硬的政治形象、一贯的政策主张抱有期待；二是对高市的政策执行力表示信任，认为她会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考量；三是对在野党“立场摇摆不定或仅为选举临时结盟”表示不安。学界有观点认为，高市通过突袭战术压缩了在野党反应时间，把自身执政初期的高支持率兑现为自民党议席，巩固了执政基础并确立了政府合法性。该策略的奏效本质上也是日本政治生态和社会民意右倾化的结果。 近年来，日元持续贬值引发输入性通胀，生活成本不断攀升成为民众最直接的现实压力。然而，日本政府的应对政策多为短期措施，缺乏系统性与前瞻性。再加上持久经济停滞、实际工资连年下滑、少子化高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压力与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难题，所有这些共同导致了日本国内深条理的民生挑战。 专注日本文化与外交研究的上海政法副教授孙盛囡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高市阵营主要通过三种手段获取民众信任。第一，利用政治混乱焦虑，打造“政治强人”形象。此前日本频繁更换首相使民众对政局不稳感到厌倦，高市通过打造“强硬、不动摇”的政治形象，将这种厌倦转化为对“强力领袖”的渴望；高市还强化“首位女首相”的革新形象，对冲民众对自民党黑金腐败、体制僵化的印象。第二，利用经济民生焦虑，拿“限时免税”置换选票。面对民生痛点，自民党抛出“两年内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拉拢家庭主妇和低收入群体，对冲民众对经济增长乏力、通胀高企的不满。第三，利用地缘安全焦虑，强化“唯一守护者”叙事。高市极力渲染外部地缘风险，将自民党包装为“国家安全的唯一屏障”，将民众的不安全感引导为对执政党的依赖与支持。 据《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观察，高市受到选民认可的强硬风格、外交防卫政策和对外国人的态度，已经开始对日本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一名当地华人告诉记者，由于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很多过去不公开在外国人问题上发表观点的日本人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外国人进行负面或暗含恶意的评价。近几个月，她的一些日本同事开始在电梯、餐厅等公共场合就外国人问题发表看法，一位菲律宾籍同事甚至被日本同事“有意无意”地问“为什么不回国工作”。记者在横滨一家餐厅里也听见一位看似很体面的老人对同伴说：“你看，中国人不来旅行之后，风景都不一样了。” 从此次选举可以看出，日本右翼团体和修宪派不再只是“啦啦队”，而是宣传和推动高市阵营右翼议程的重要力量。比如，日本最大的保守组织“日本会议”是高市修宪议程的幕后推手，该组织通过其遍布全国的支部在选举中为自民党提供基层支持。代表全国约8万个神社利益的政治团体“神道政治联盟”，支持高市参拜靖国神社，该联盟通过其宗教网络确保自民党在农村选区的优势。再比如日本极右翼政党参政党，成立不到6年即获得15个众议院议席，经经常使用“日本人优先”口号在网络舆论场制造民粹主义声浪，使高市的政策在年轻人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支持率。 近几年，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的兴起改变了日本政治思想的传播方式。日本年轻人对传统媒体不信任，更依赖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而情绪化、对立化和民族主义的内容更容易被推荐，使得右翼思潮在年轻人群体中迅速扩散。 在外界看来，高市阵营正熟练利用这一趋势。高市有意摆脱传统政治家的形象，通过直播、短视频、轻松话题包装“亲民”“爽快”人设，这种“政治网红化”做法让年轻用户不知不觉接受了高市的政治立场。此外，高市的立场与日本“网络右翼”的情绪诉求高度契合。右翼账号主动为高市造势，高市又通过政策话术强化“国家危机”叙事，双方形成“动员—扩散—再动员”循环，将经济发展与治理困境的责任转嫁给外国人和移民。 在日本众包平台CrowdWorks上，可以看到很多有偿招募信息，征集“批评中国”“称赞日本”“解读高市早苗”的短视频，要求使用AI生成素材并强化民族主义叙事，这已形成一条低成本、高产量的舆论制造链，直接面向年轻用户。 日本政治资讯网站“选举网”报道称，高市在年轻人群体中支持率很高，不少年轻人还争相购买高市日常使用的文具和小物件，这种现象并非一时的热潮，而是由更复杂的社会情绪所驱动。一位20多岁的日本男性表示：“即使认真工作、依法纳税，社保费用却只增不减。不守规则的外国人增多，城镇的安全感在动摇。如此不公平的日本，究竟谁能来改变？”正是年轻人这种对社会治理的愤怒与失望，叠加传统政治家对青年诉求的持久忽视，以及右翼民粹叙事的流行，共同将高市推向了看似能够回应这一诘问的位置。 在高市阵营的叙事中，存在一条隐秘的经济逻辑：表面上以“严峻的安全环境”为由给大幅增长防卫费铺路，实则想借机推动武器出口“解绑”——根本意图是用安全焦虑为财产政策转向背书，为撼动和平根基制造所谓的正当性。 孙盛囡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官僚体系与防务财产之间存在结构化的人才与利益输送机制。日本防卫省高官退休后经常进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企业担任特别顾问或董事，这些前高官清楚防卫预算的编制流程和武器采购的内部逻辑，能帮助企业根据《防卫计划大纲》调整研发方向，确保拿下巨额订单。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安保战略扩大防卫预算，反之这些企业也持久出现在自民党的政治献金来源名单中。比如，三菱重工从2020年至2022年期间，每年向自民党相关政治资金组织提供约3300万日元（100日元约合4.5元人民币）的捐赠；2023年，三菱重工共从政府处获得价值1.68万亿日元的订单。 持久以来，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受制于“和平宪法”衍生的“武器出口三原则”（2014年由安倍政府修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大型企业集团的防卫业务只能依赖国内订单，缺乏规模效应，利润微薄甚至亏损。比如，三菱重工作为战机、导弹、潜艇的核心制造商，无法通过出口摊薄研发成本；潜艇与军用运输机厂商川崎重工也深受产能闲置困扰。据日媒去年年底报道，高市政府计划到2026年全面解禁防卫装备出口。此次高市“豪赌”大胜，军工财产恐将成为日本经济的“摇钱树”。 “选民赋予了高市‘前所未有的强大权力’。”日本电视台2月9日报道称，由于在野党的席位锐减，日本国会对政府的监督职能极有可能大幅弱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持久以来，日本政治的韧性依赖朝野博弈和自民党党内派阀的相互制约。而当下自民党的胜选标志着日本政坛再度进入权力高度集中的阶段，在野党在国会的立法阻击能力近乎丧失，政策辩论可能流于形式。这种格局会使高市政府通顺无阻地推进扩张性财政、修宪扩军等争议性议程，引发对于日本内外政策极端化、民粹化走向的担忧。 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当前的经济、财政与外交政策均陷入糟糕境地，相较于主动推进举措，执政党恐怕更多会被迫应对层见叠出的问题与突发状况，其军事化意图也会受到糟糕的财政状况和增税的现实需求双重制约。 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后，高市在记者会上称要“兑现竞选承诺”，但想做到这一点难度不小。《环球时报》特约记者的日本朋友近日发帖称：“高市越是拼命工作，越可能进一步把日本引入歧途。降税承诺容易获得民众支持，但想要落实存在诸多困难。食品消费税收减少预计将达到数万亿日元的规模，因此要确保替代财源并兼顾财政健全化。在两年内全面实施并不容易。” 项昊宇认为，高市声称削减食品消费税和发放补助，却同时计划将防卫费提前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这种“减收增支”的组合逻辑存在根本性矛盾。日本的负债率现已居发达国家前列，高额军事采购将进一步掏空国库。有市场分析人士警告，若经济增长未能如期覆盖债务缺口，日本可能重演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式的“财政崩盘”，引发日债抛售潮与日元剧烈贬值。这种财政压力不排除会以债务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一旦财政信誉受损导致福利缩减或物价失控，原本支持其政策的选民基础将迅速瓦解，甚至引发执政联盟内部的路线分裂。 下期预告：日本快速右倾化并非单纯的日本国内政治问题，更是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多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日本政府刻意利用敏感的国际局势，为保守势力与民粹氛围的营造以及各项举措的推进制造合法性与借口。失速右倾的日本政府将继续推动本国由“和平国家”向“军事大国”转变，而这将给地区以及世界和平带来巨大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