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议上声称，修订“安保三文件”工作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工作，要以俄乌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为持久战争做好准备，推进海上安保能力、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保障。 2022年，日本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文件，统称“安保三文件”。高市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着手修改“安保三文件”，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21日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此举意味着日本武器出口完全放开。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日方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戳穿了其“和平国家”和“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很多专家学者担心日本重新开启战争机器对外输出战争。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将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战后日本在武器出口管制方面经历了多次转变。1967年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日本出台“武器出口三原则”，基本禁止日本向外出口武器。2014年安倍内阁时期废止“武器出口三原则”，由“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新原则规定，日本武器出口原则上仅限于“救援”“运输”等5种以后勤用途为主的类型，但不能出口杀伤性武器。 2023年以后，借俄乌冲突之机，日本逐渐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向美国返销爱国者导弹就是试水。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武器出口松绑的步伐再度加快。 4月21日，高市内阁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跨出了对外出口战斗机、军舰等杀伤性装备的危险一步。这在事实上完全突破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对日本重新武装的限制。那么，高市内阁为何急着变身“战争贩子”？ 4月18日，日本与澳大利亚宣布将“共同开发”海军新型舰艇。该项目计划建造11艘护卫舰，由日本先向澳大利亚供应3艘由三菱重工建造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其余8艘在澳大利亚建造。 尽管该项目打着“共同开发”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日本战后金额最大的军售项目。而且，该举措已经突破了原“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中关于“只能出口后勤装备”的限制。 此外，另有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计划于5月上旬访问菲律宾，就日本出售或转让二手日本“阿武隈”级护卫舰一事与菲方进行磋商。 此前，日本已与美、英、意、澳、菲等国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协定》，与澳、菲等国签订《情报保护协定》《物品服务相互提供协定》《互惠准入协定》等军事合作文件。 随着高市内阁积极布局武器出口，日本与相关国家在安保合作深度绑定上有了新的借口和依托，这为日本在美日安保体制的基础上，融入美英澳“奥库斯”（AUKUS）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美菲军事联盟体制开辟了新空间。 自上台以来，尽管高市维持了较高支持率，但这种支持率主要体现在网络声量上，并非强大的政治资源。日本真正的政治资源，还是掌握在其政商网络中。 比如，二战后日本首任首相吉田茂就获得三菱、三井的大力支持；安倍家族从岸信介时期就与三井财阀关系密切。日本政坛的演变史，基本上就是自民党与日本财阀关系的演变史。 高市作为日本非主流政客，此前与日本财阀并无密切关联，这是影响其政治生命的一大隐患。而为日本杀伤性武器出口松绑，直接利好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富士通、斯巴鲁等日本军工财产。 三菱重工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订单，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3月份，日本在熊本县健军驻屯地部署的远程导弹等，也由三菱重工生产，川崎重工等企业则在平台集成等方面提供支持。 高市内阁为这些日本军工企业出口杀伤性武器松绑，自然可以获得这些企业的回报，从而获得新的政治资源，试图延长其执政周期。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还强行上戏，提出“欧洲、大西洋与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的说法。此举意图在美欧因俄乌冲突、伊朗战事发生重大分歧的背景下扮演调停者角色，复活本已濒死的“印太战略”，渲染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是美欧日的“安全威胁”。 或许是为了表现日本有阵营对抗的能力和决心，高市内阁有意挑选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131周年这一天，派舰过航台湾海峡。鉴于其通行时间跨越常规，因而得到中国东部战区有效瞰制管控。 从去年10月21日至今，高市内阁不过才运行了半年，但已在各个层面突破战后宪法限制。高市内阁还计划在近期修改“安保三文件”和“无核三原则”。可以说，其已经完全撕下了“专守防卫”伪装。 一个越来越危险的日本正在出现。不过，高市内阁为军国主义还魂之举，注定只是玩火自焚。对历史正义和国际社会的现实变化缺乏真切认知，只不过是在悬崖边上蹿下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