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认为，船东和旅行社没有第一时间提供直升机等紧急转运服务，延误了病情，因此告上法庭。但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已经尽到义务，最终判决船东人道主义赔偿10万元。老人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该案将于5月8日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一价全包的无忧天堂，睡梦中穿越国度，甲板上尽享奢华。”社交媒体上，邮轮旅行常被描绘为这样松弛又梦幻的场景，然而，登船之前，远离陆地的医疗安全风险也应得到充分考量。 新京报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以我国港口为母港的国际邮轮旅游，目前旅客以中老年人为主，包括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这类人群往往本身患有基础疾病，一旦在海上环境因疲劳、饮食变化等因素突发疾病，往往难以及时获得岸上同等条件的救治。 此外，专家也指出，对于这类邮轮，船上医疗的语言使用、紧急救助程序等方面缺乏行业标准。一旦出现事故，又将涉及多方主体，责任认定复杂。 2024年2月，74岁的方美婷夫妇参加了中山市青年国际旅行社在广东中山举办的“爱达·魔都”号邮轮旅行宣介会。“不用走路奔波，白天上岸观光，夜晚休息航行”“度过轻松海上假期”的宣传语，让体力不济又想出国玩玩的老两口“很动心”。 现场参会的都是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退休老人，或多或少都有基础病，方美婷有慢性萎缩性胃炎、食管炎、胃息肉、高血压、冠心病等既往病史，但旅行社针对老年人对于安全和医疗风险顾虑，作出了让人放心的解答：“这艘邮轮吨位大，安全性高，可抗台风；船上设有医疗门诊，可以为生病的游客看病……”方美婷丈夫刘善雄回忆。 次日韩国时间10时42分（因病历以韩国时间记录，以下时间点均为韩国时间），方美婷的儿子刘立柱接到了旅行社的通知：母亲肠胃不适。通过视频，他看到母亲“十分虚弱，痛得眼睛都睁不开”。后面的联系中，旅行社告诉刘立柱，方美婷需要做手术，船医已经联系了韩国济州岛的医院，等船靠岸会有人接应。 根据后来法院查明的事实，方美婷在登船第二天的早上6点左右就开始多次呕吐、腹部剧痛，约一个半小时后，方美婷夫妇将病情告知旅行社员工，联系邮轮医务人员寻求帮助。 一开始，方美婷被值班护士初步评估为肠胃炎，开了胃药，回房间吃了药、使用开塞露，但未排便成功，随后又到医疗室打吊针，拍X光后发现肠道粪便堵塞。当天9时20分，方美婷被船医诊断为疑似肠梗阻，但因船上无CT机，无法确诊。 此后，方美婷一直被留在船上的ICU，丈夫在旁陪伴监护。当天13时8分，邮轮靠泊济州岛，随后方美婷经历了两次心脏骤停，直到14时25分，她被转交给岸上急救人员。 方美婷家属认为，两被告未尽职履责，忽视了海上医疗条件的局限性，未尽到第一时间提供直升机等紧急转运安排的注意义务，与方美婷病情延误、损害扩大及最终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外，船医诊疗行为不当，存在过错。 刘立柱表示，他们希望能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查明上述因果关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依法申请对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但本案一审时未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方美婷儿子刘立柱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曾向法庭申请做医疗损害鉴定，“但是法官说问过鉴定机构，无法做这个鉴定。” 他们又依法委托了专家辅助人出庭。专家辅助人在书面意见中提到：邮轮医疗中心在多个环节的医疗行为存在误诊、漏诊、违规操作、延误治疗的过错，是造成损害结果的主要原因；两被告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未启动及时紧急救援，应负主要责任。 方美婷家属质疑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爱达·魔都”号邮轮以上海港为母港，主要服务中国游客，但船上只配备了外籍医生，使用英文，需由第三方翻译，导致医患沟通存在障碍，增加了诊疗的不确定性及延误治疗的风险。 刘立柱告诉记者，这导致外籍船医在未向母亲了解病史、过敏史的情况下，进行诊断、开药，造成船上医疗报告中过敏史、既往医疗史等基础病史信息缺失，影响了诊断的准确性。 对此，外籍船医出具声明回应：“我们通过讲中文的医务人员与患者及其陪同者保持沟通。在我的经验中，国际海事环境中的有效医疗往往涉及患者与医生语言不通的情况。在此类情况下，临床决策依赖客观数据、体格检查和影像学资料。虽然语言沟通重要，但并不影响安全或恰当的治疗。”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发生了两次心脏骤停，病情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刘善雄也告诉新京报记者，妻子突发疾病后，自己一直在旁陪伴，但船上没有人告诉自己妻子得了什么病。 据公开资料，按国际通行惯例，海上航行的船舶需要外部医疗机构的援助时，将启动SOS紧急救援流程。一旦医生判断船上无力救治，会立即向船长提出紧急上岸或空中撤离的建议，按紧急程度从高到低采取三种方式：直升机救援、船舶转运、改变航线停靠。显而易见，在患者生命垂危、急需接受岸上专业医疗救治时，直升机救援是最佳最快的方式。 旅客在海上突发疾病得到及时救治的案例并不罕见。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6月，也是“爱达·魔都”号，一名旅客在海上突发疾病，情况危急、急需送医救治，上海海上搜救中心接到求救信号后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协调一艘救助船接驳生病旅客，送岸就医，最终旅客平安获救。2025年11月，厦门东南海域的一艘国际邮轮上一名中国台湾游客疑似因心梗而昏迷，载有医生的救助直升机飞抵事发海域，在机上进行紧急救治，不久后又将病人转运至岸上医院救治，游客最终转危为安。 新京报记者就此咨询了多年研究邮轮旅游法、曾出版《邮轮旅游法律要论》等专著的上海海事大学法副教授孙思琪。他表示，邮轮上对患病旅客动用直升机救援并不是一种强制要求，也没有统一的触发条件。国际通行做法一般是由船上医生作初步评估，必要时结合远程医疗意见，由搜救中心或其他类似单位统筹可用资源，并由船长作出航行等方面的决策。 “是否采取直升机运送患病旅客，取决于病情紧急性、船上医疗能力、靠港替代方案、当时海空条件等多种因素，不是单凭家属意愿或某一项单独指标。”孙思琪说。 此次事件中，船医在声明中回应称，直升机转运会带来显著的临床风险，仅当患者病情迅速恶化且时间上的优势大于临床风险时，才会采取紧急直升机转运。当时邮轮即将靠港，港口拥有完善的医院设施，患者临床表现稳定，因此，船医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直升机或船只紧急转运。 但原告方的专家辅助人根据船方提供的医疗记录作出了与船医相反的判断：患者被初步诊断为肠梗阻时就是危险状态，必须紧急送医，否则将错失黄金救治窗口。在当时的情况下，延误治疗的风险远比直升机转运的高空压力、震动和噪声来得致命。“患者在下船过程中两度休克，恰恰证明常规下船方式严重延误救治时机、加剧病情恶化。” 刘立柱对此表示，自己并非不顾客观条件、要求直升机转运，“我真正关心的是，我母亲病情上的高危信号，为什么没有触发船方启动更高等级的处置方案。” 案件开庭审理时，法院采信了船医作为医疗专业人士的说法，认为事发当时方美婷本人或其家属未主动提出直升机救援的要求，在案无证据证明船东在事发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存在不及时或不合理之处，旅行社也已达到了旅游经营者诚信善良经营所应达到的通常程度，在案证据无法显示方美婷死亡后果系旅行社或其履行辅助人的不当行为所致。 但刘立柱认为，船医是被告船东的利益相关方，法官在没有中立机构作出专业判断、事实基础不足的情况下，采信了当事船医的说法，有悖于公平原则。 至于语言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爱达·魔都”号邮轮运营国际航线，船医使用英语交流符合当前国际通行做法。若方美婷在邮轮医务室就医时确有中文交流的需求，陪同的旅行社员工或者邮轮其他工作人员应能提供翻译等帮助。原告以语言问题否定船医的诊疗行为，缺乏依据。 至于前面提到的专家辅助人给出的那份书面意见，法院没有采用，理由是这份意见没有综合考虑邮轮医疗条件、方美婷自身健康状况以及后续西归浦疗养院的治疗情况等诸多因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据新华社报道，飞猪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春节假期期间，包括国内邮轮、国际邮轮在内的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445%。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欣梁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2024年全年中国坐邮轮游客的人数大概在202万，“我们判断从2024年到未来的十年是我们中国邮轮财产发展的第二个‘黄金十年’。” 他介绍，以我国港口为母港的国际邮轮旅游，目前旅客以中老年人为主，其次是携孩子出游的亲子客群体。因此船上常有老年人，包括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此类人群在船上突发疾病的情况时有发生。 孙思琪表示，在邮轮旅行的场景中，旅行社负有的义务主要是安全提示和救助。由于旅行社不是船上空间的经营者，能够提供的医疗救助非常有限，相应地，对旅行社救助义务的要求也较低。船上的旅游服务通常由邮轮公司统一负责，船东应负有尽力救助旅客的义务。由于船东并非专业救助机构，救助义务的履行应当仅限于船东的救助能力范围之内。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邮轮旅游中发生的医疗纠纷，问题更多集中在船上有限的医疗能力以及航行期间远离陆地的客观条件，与旅客的医疗期待之间的矛盾。”孙思琪说。 他建议，订购邮轮旅游行程前，应对自身身体状况有所评估。邮轮旅游虽然节奏相对较慢，一定程度上适合中老年人，但如果本身有较多基础疾病，且近期病情不稳定，在远离陆地的邮轮上，一旦发病很可能延误治疗；中老年旅客在船期间尽量避免测验考试一些日常不会参加的活动，例如体验船上健身房，在船期间避免暴饮暴食。 此外，孙思琪强调，出行前建议购买保险，尽量选择覆盖船上医疗费用补偿的险种；在船期间如果确感身体不适，应当及时就医，避免“忍一忍就过去了”的心态；如果船上医疗人员为外籍人士，出现沟通障碍时，应当及时向邮轮公司的中方工作人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