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将满一周年。从2025年1月20日迄今的一年内，“特朗普2.0”在美国国内引发“血雨腥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惊涛骇浪”，今年6月将满80岁的特朗普几乎从未远离过全球聚光灯。 这一年来，从强力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大规模驱逐移民，到对全球发起“关税战”；从退出多项国际组织和协议，到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干预行动——虽然这不是世界第一次和特朗普打交道，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仍被许多观察者形容为“巨大冲击”。 有美国问题专家指出，对于特朗普而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在美国国内，特朗普以“清理深层政府”为目标，推动联邦机构改革，裁减联邦雇员，打击多元化项目，对科研、教育领域实施威压，强势派遣国民警卫队进入民主党主政的州内……这些做法在美国社会引发强烈争议，但在部分选民中也获得了支持。移民问题尤其如此——持久困扰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在强硬政策下明显降温，成为特朗普向支持者反复强调的“政绩”。 在对外政策上，美国的变化同样明显。特朗普不再区分盟友与对手，而是从“美国优先”出发，对全球发起“关税战”。在军事层面，据统计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特朗普已下令在他国领土发起近600次单方面军事打击行动。同时，美国对西半球的关注度显著上升，从提出“购买格陵兰岛”、收回巴拿马运河、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到强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系列做法既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也引发了外界对未来国际规则和秩序的担忧。 站在重返白宫一周年的时间节点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走向已经不再是“会不会出人意料”，而是“这种做法会把美国和世界带向哪里”。特朗普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更具攻击性的对外战略？美国是否正在重新收缩其全球角色？中美关系又将如何在这一背景下继续演变？ 新京报：进入2026年以来，最受关注的应数特朗普下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强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一事。从战略层面上来看，你如何解读特朗普政府的这一行动？ 陈文鑫：我觉得特朗普这次行动的根本目的至少包含几个层面。首先是非常现实，也十分直接的利益考量——能源，尤其是石油。无论是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事后接受采访时的公开表态，还是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讲得非常清楚：“美国希望西半球摆脱外国敌对势力的入侵或对关键资产的控制”。委内瑞拉作为全球重要的石油资源国，自然处在美国战略视野的核心位置。 但从更深一层看，这次行动与特朗普本人高度重视的一个政治时间节点密切相关，那就是今年恰逢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一直想把这一历史节点作为展示其执政“历史性成就”的关键窗口。他反复强调自己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希望用一些标志性的成就来彰显其历史遗产。 过去一年，特朗普不断强调美国经济表现强劲，但普通民众的感受与此有很大温差。美国当前面临的“可负担性危机”，也就是生活成本、住房、能源价格等问题，仍然困扰着相当一部分选民。因此，特朗普需要在外交和安全议题上制造“标志性的胜利”，来弥补国内经济感受上的落差。 另一方面，他一直试图塑造“和平总统”的形象，甚至不止一次表达过对诺贝尔和平奖的兴趣。但现实是，巴以冲突的解决陷入僵局，俄乌和谈短期内也难以达成决定性成果。在这种背景下，委内瑞拉成为一个成本相对可控、行动空间相对较大的突破口。 新京报：此前有美媒报道称，一些特朗普核心选民对此并不支持，认为对委行动可能导致美国陷入阿富汗式的持久军事泥潭。你怎么看？ 陈文鑫：特朗普对此次军事行动的定位很明确：快进快出、低成本、高震慑。他本人也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美方原本准备了“第二波行动”，但认为已经没有必要。这本身就反映出，他并不打算进行持久、大规模的军事介入。 从美国国内政治看，特朗普的核心支持群体MAGA阵营对委内瑞拉行动整体是支持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是一次“低成本、高收益”的行动，美方在人员和装备上基本“零损失”。同时，特朗普在行动前已经完成了舆论塑造，把委内瑞拉描绘成“恐怖主义政权”“毒品国家”，将马杜罗塑造为“犯罪分子”。在这种舆论框架下，强掳马杜罗被塑造成一次“正义行动”，因此也获得特朗普核心选民的支持。但能不能获得MAGA阵营的持续支持，还得看今后事态的发展。 新京报：这次事件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一大冲击，联合国秘书长说要警惕这样的“先例”。从全球视野来看，你认为此次袭击委内瑞拉事件会给美国造成怎样的影响？ 陈文鑫：放在更广阔的全球格局中看，委内瑞拉事件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美国战略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委内瑞拉事件结束了，但美国政策面临的真正挑战和风险才刚刚开始。对于美国而言，委内瑞拉事件更像是一种战术层面的成功，而非战略层面的转折。从军事上来看，这确实是一场低成本的行动，但从战略角度看，美国付出的代价并不小。 首先，美国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信誉扫地。特朗普本人不在意甚至蔑视规则，认为能限制他权力的只有他自己的“道德感”。在这个无规则的“丛林世界”里，从久远看美国也可能遭到反噬。其次，如果委内瑞拉局势出现复杂化、持久化，反而可能进一步消耗美国的战略资源。 新京报： 此次委内瑞拉行动后，国内外舆论多用“唐罗主义”来形容特朗普新的对外战略。你认为所谓“唐罗主义”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陈文鑫：最开始美媒用“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这个词来形容特朗普的西半球政策，是有点揶揄他的意思。但特朗普对此欣然接受，或许他觉得把自己的名字与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主义”放在一起，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特朗普本人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有明显的怀旧，尤其推崇麦金莱对外扩张的历史功绩和西奥多·罗斯福那一套强调力量、控制和直接干预的做法。20世纪初“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成为美国行使“国际警察权”、干预拉美国家内政的依据。 所谓“唐罗主义”，可以说是传统“门罗主义”在当代的一种极端化演进。相较于20世纪初“罗斯福推论”仍强调某种法律和道义框架，当前的“唐罗主义”或者说“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表现为更赤裸裸地依靠武力解决问题，更不遵守国际规则与道义约束，甚至将联合国宪章等都弃如敝屣。 所以说，过去美国至少还强调制度、规则、合法性包装，而现在更多依赖武力和威慑。这种新的“唐罗主义”，在我看来比历史版本更具破坏性，也更加恶劣。至于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是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方面。 新京报： 1月20日，特朗普重返白宫将满1年。回顾过去一年，你会如何形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表现以及其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 陈文鑫：过去这一年或许只能用“冲击”或“巨变”来形容。特朗普在这一年中采取了一系列争议性极强的政策举措，试图系统性纠正其所认定的美国既有政策“偏离正轨”的问题。 在特朗普看来，美国此前在内政与外交领域推行的一些政策已经背离了国家利益的核心方向，因此需要通过强力手段进行纠偏。正因如此，这一年出台的政策无论在速度、力度还是覆盖范围上都极为突出，对美国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冲击。 在内政层面，特朗普大力推行政府机构改革，强调削弱所谓的“深层政府”影响力。这类改革的推进力度较大，对美国政治运作机制本身造成了不小震荡。他还推动取消DEI（多元、公平和包容）政策，削减科研经费，干涉大学学术自由，将国防部改名“战争部”，这些都对美国社会和制度运行发生了震动。 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以强硬手段驱逐非法移民，且基本阻断了非法移民通过边境入境美国的渠道。持久以来，移民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高度敏感、争议不断的重要议题，特朗普的举措虽然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整体民意支持度不低，可以算是他在国内政治层面的加分项。 特朗普还对全球发起了无不同的关税战，其对象不仅包括主要竞争对手，也波及美国盟友。这种“从美国优先出发、对全球普遍加征关税”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关税战直接引发了美国国内部分群体的不满情绪，也加重了通胀压力和生活成本问题，实际上对美国也起到了一定的反噬作用。 在外交层面，美国整体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这种收缩并非偶然，而是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密切相关。尤其令外界感到意外的是特朗普政府重新聚焦西半球战略。此前外界普遍预期，美国将在大国竞争背景下，把更多精力投入与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的前沿博弈中。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却显著强化了对西半球的重视程度，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战略内收”的倾向，超出了许多观察者的预期。 陈文鑫：确实，特朗普的许多政策都引发争议，甚至上升到法律层面。反对特朗普的力量虽在局部有零星抵抗，但未能整合成强大的、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来压制其势头。未来的一个关键观察点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民主党能否夺回更多国会席位以形成制度性制衡。 只不过，目前来看，民主党似乎有些应对失措，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与路线，甚至开始部分吸收特朗普一些受欢迎的右翼政策理念。因此，尽管特朗普执政手段粗暴、后坐力大，但短期内尚未遇到能扭转其议程的强力阻击。 新京报：美国将于今年11月举行中期选举，外界都将这次中期选举视为对特朗普执政的“小考”，也视之为对未来一段时期美国政治走向的一个风向标。你对于中期选举的结果有怎样的预期？这会如何影响特朗普未来三年的执政？ 陈文鑫：今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在美国政治极化的情况下，特朗普很多方面的政策将难以推进下去。目前外界普遍的预测是，民主党可以夺回众议院，参议院则大概率继续由共和党掌控。不管怎样，未来美国政治博弈会更加剧烈，特朗普面临的阻力会更大。 与此同时，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治将迅速进入2028年总统大选周期，民主党与共和党内部的布局和博弈都将加速展开，双方博弈的重心也将逐步转向选举竞争，美国国内的党争可能进一步激化。 从共和党角度来说，其内部已经开始围绕“后特朗普时代”进行初步布局，一些MAGA派势力公开释放出对潜在接班人——也就是副总统万斯的支持信号，试图延续特朗普路线，但相关设想仍面临诸多变数。 新京报：去年1月上台伊始，特朗普就宣布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本月初，他再次宣布退出66个“不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组织和协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完全放弃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这又会对全球治理造成多大的影响？ 陈文鑫：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退出多个国际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全球领导者”角色。从特朗普的视角来说，这是一种“选择性的退出”，他退出的只是那些被其认为“对美国不利、无足轻重或缺乏实际收益”的多边机制。例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他的认知中，这些机制“没有太大意义”，甚至是损害美国利益的存在。特朗普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曾将“气候变化”“净零排放”称为一种“灾难性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逻辑下，美国选择从相关框架中抽身。 与此同时，在真正关乎美国核心利益、且美国具备主导能力的国际机构中，特朗普政府并不打算退出，反而会继续强化其影响力。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经济金融机构，仍被美国视为“能够发挥控制力、塑造规则”的重要平台，美国不仅不会退出，反而会加大对这些机构的掌控力度。 因此，美国当前的做法，并非整体性“缺位”，而是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进行功能性筛选：退出其认为收益有限的领域，同时在经济、金融乃至科技等关键方向持续加码，其背后的逻辑仍然是“美国优先”。这种选择性参与和选择性退出，也正是特朗普政府全球政策的核心逻辑所在。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5日，美国华盛顿特区，距离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周年仅剩几天，抗议者举行“特朗普必须立即下台”集会 图/IC photo 新京报：2025年也是中美之间张力持续的一年，尤其是围绕特朗普发起的“对等关税”，中方是少数坚决反制的国家。你如何看待过去一年中美关系的发展？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和他第一任期相比是否发生变化？ 陈文鑫：过去一年，中美激烈博弈，关系跌宕起伏。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过去一年特朗普对中国的认知有了明显变化，相较第一任期更加现实。回看特朗普第一任期，其对华政策中仍带有较强的“速战速决”色彩，希望通过高强度的关税、科技和外交施压，在较短时间内迫使中国让步，甚至削弱中国的发展势头。但经过多轮博弈后，特朗普及其团队逐渐意识到，中国并非是可以被迅速打垮的对象，而是一个在经济、科技、财产体系等多方面已具备与美国持久竞争，甚至在部分领域可以形成制衡的对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他对中美关系的整体定位更加务实，将中美关系定位为“近乎势均力敌的关系”。 在与中国相处的问题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去年11月在里根国防论坛的讲话中指出，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寻求与中国发展一种“稳定和平、公平贸易和相互尊重的关系”。这和中方一贯主张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存在一定相通之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方也意识到，中美关系不宜走向失控对抗。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契合更多停留在话语层面，在内涵理解上仍存在明显差别。例如，美方所强调的“尊重”，并非中方所理解的相互尊重，而更多带有要求中国“尊重美国主导地位和规则”的意味；“公平贸易”也依然建立在美方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对美国不利、需要通过施压纠偏的基本逻辑之上。 因此，这种认知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对华政策发生根本转向，而是会在具体的政策行为上作出调整。美方现在可能也会提出，可以和中国在某些大的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中方则一直坚持，中美两个国家可以共同探讨一个大国共处之道。 新京报：去年年底，特朗普透露，他将于今年4月访华。若是成行，这将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你认为若是特朗普再次访华，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陈文鑫：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以往经验看，元首外交往往能为中美关系注入正能量，为两国关系发展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对于现阶段的中美关系，特朗普4月份若能实现访华，将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不过，元首外交能否转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持续动力，关键在于元首会晤的共识能否得到切实落实。而目前看，干扰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还不少，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美国的内政因素等等，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新京报：近些年来，中美关系起起伏伏、时冷时热。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你认为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如何？ 陈文鑫：从整体格局来看，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战略相持”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在于，双方不再是单向施压与被动应对的关系，而是在经贸、科技、地缘政治等多个层面形成了互有攻守、相互制约的态势。与过去相比，如今美国在对华采取强硬措施时，必须更加慎重地评估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和战略成本；而中国也在多轮博弈中逐步积累了应对和反制的经验，掌握了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美方形成实质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这种相互制衡，使中美战略相持逐渐呈现出持久化、结构化的特征。 这里的“战略相持”并不能简单套用传统意义上的阶段划分，更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将沿着某种线性路径发展。当前的相持状态，更像是一种持久拉锯：在不同议题、不同区域、不同时间节点上，双方可能轮流占据相对优势，呈现出起伏波动的态势，而非一方持续压倒另一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不太可能迅速改善，也难以全面恶化到失控对抗的程度，更大的可能是在竞争中伴随有限对话，在摩擦中维持基本稳定。 从久远看，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取决于双边互动本身，也深受全球格局变化、大国竞争态势以及各自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否，对地区乃至全球都会发生外溢影响，包括金融市场、地区格局等。换言之，中美关系若是稳定，将为整个世界的稳定注入更大的确定性。